文/刘晓博
6月19日到6月23日，短短5天时间里，中国竟然有4个城市实现了行政区划上的扩容。
它们分别是：长春、成都、烟台和河北邢台。
这四个城市里，长春和成都是副省级城市，成都还兼有“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而烟台和邢台，都是普普通通的地级市，只是经济总量大一些、或者人口多一些而已。
长春扩容的方式，是“外延式”的。也就是说，实现了总面积、总人口的增长。长春吞并的城市叫“公主岭市”，是原来由四平市代管的县级市。
扩容之后，长春的总面积从2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近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从754万增加到了862万人。
而成都、烟台、邢台都属于“内涵式扩容”，是把原来代管的市县变成区。
成都是把新津县“撤县改区”，新津县总面积330平方公里，人口30多万，年GDP375亿元。但这种扩容，不会增加成都市的总人口和经济总量。
烟台是把代管的长岛县、蓬莱市合并，变成了蓬莱区。长岛县因为面积小、人口少，属于典型的“收缩型城市”，所以被取消了番号。
邢台市是在6月23日宣布的扩容，具体是把邢台县撤销，一分为二，分别跟原来的桥东区、桥西区合并，两个区更名为襄都区、信都区。另外，撤销任县，设立邢台市任泽区；撤销南和县，设立邢台市南和区。
至此，邢台市区的面积从216平方公里大幅增加到了2900平方公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城市，突然在一周之内密集实现了扩容？这到底传递了怎样的重大政策信号？
我的看法是：这意味着中国在基本国策上，进一步实现了“眼睛向内”，希望通过“新型城镇化”这个最大的内需来稳增长、保就业。
百度一下你就会发现，高层多次明确表示过：中国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而最近几年，又在提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就是城镇化的2.0版，就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然后围绕中心城市构建都市圈、城市群。
正因为如此，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4月，三份重要的中央文件，都提出了要优化行政区划。
比如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要求：“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
在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里也要求：“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拓宽城市间流动空间。”
对此，国家发改委2020年4月印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也有明确要求，而且还首次提出要求“收缩型城市”瘦身强体、撤并区和街道。
总之，能做大做强的，千方百计做大做强；至于留不住人的城市，就承认现实、实施撤并。
这次4个城市扩容里，烟台最为典型：中心城区被做大做强，而长岛县这个“收缩型地区”则被取消了“番号”。
或许有人会不理解：城市扩容了，就能拉动内需吗？
是的，能拉动内需。
第一，因为中国人喜欢炒作、追逐概念。
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在哄孩子吃饭的时候，换一个勺子或者奶瓶，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
举个典型的例子：深圳的观澜湖别墅区，同一个小区里，有的别墅是东莞房产证、有的是深圳房产证。两套房子距离几米远，同样的户型，因为房产证分别属于深圳和东莞，一度价格差距100%，现在仍然不少于50%。
也就是说，假如东莞房产证是1800万，深圳房产证就是2700万以上！
其实这些房子一模一样，距离只有几米远或者几十米远，同属于一个小区，中间没有任何隔离网。
所以，如果深圳扩容、跟东莞合并，是不是可以产生增量GDP和税收？
第二，城市扩容不仅仅提升“新纳入区域”的地价、房价，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加盟。
还以深圳为例。这个中国经济总量第三的城市，面积只有微不足道的1997平方公里，很多企业想迁到深圳，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很难获得土地。而搬到东莞或者惠州，感到没有面子。如果东莞、惠州变成深圳的一部分，一定会有更多企业搬过来。
同样的，一个企业是在新津县办公、开厂，还是在成都的新津区办公、开厂，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极好面子，企业设立总部的时候嫌贫爱富非常明显，这一点跟美国企业完全不同。美国很多大企业总部，都设在小镇上，比如巴菲特的旗舰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再比如苹果、谷歌等。
或许有读者会反驳：这不是抢其他城市的企业吗？这样没有产生增量呀？
其实不然，这种搬迁是有意义的，因为会给流失地政府以压力，让他们提高服务效率、改善营商环境。
也就是说，中心城市扩容不仅可以增加当地的承载能力，还可以加剧政府之间的竞争，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
第三，中国是强政府模式。发展经济的很多必要条件，都在政府手里。中心城市、中心城区扩容之后，可以带动更大的地区。
中国对官员的政绩考核，是非常有效、管用的。这种考核可以推进行政区划内的发展，也会成为“跨区域协调”的最大阻力——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为人作嫁”，让竞争对手出成绩。
所以，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别浪费时间搞什么“跨区域协调发展”、“扩权不扩容”，直接扩容是最简单、最有效率的做法。
第四，有很多神奇的“条条框框”，只能通过扩容来快速解决。
比如国家规定：一个城市想获得修建地铁的资格，必须达到年经济总量3000亿元以上，一般预算年收入300亿元以上，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至于修建轻轨，可以打5折，也就是1500亿、150亿和150万以上。
为了上马地铁或者轻轨，地方政府也有“扩容”的冲动，因为经济、财政和人口自然增长太难了，扩容是最快的、最省事的。尤其是距离标准比较接近的城市。
第五，一些特殊需要，会加剧地方政府的扩容冲动。
比如成都2016年吞并简阳，是为了修建第二机场。而围绕第二机场，将布局物流园区等，成都当然舍不得这块肥肉被资阳获得，所以就把简阳抢走了。最近这次把新津县改为区，是因为成都向南是重要发展方向，天府新区在这里。
而烟台把蓬莱、长岛改为区，也有为未来修建渤海湾跨海通道做准备的意思。另外，烟台对青岛一直也不服气，希望维持自己的竞争力。
至于长春吞并公主岭市，有跟哈尔滨竞争的意味，因为哈长城市群是中央支持的19个城市群之一，哈尔滨的面积超大，达到了5.3万平方公里。另外，公主岭市有发达的汽车配件产业，跟长春在产业链上联系比较密切。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疫情对经济打击日益显著，再加上中美战略博弈导致的“经济外部大循环”频遭阻滞，中国开始重视“内循环”，对此刘鹤副总理在6月18日陆家嘴论坛上已经有明确表述。
可以预见，中国行政区划的一轮“优化调整大潮”正在到来，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强化中心城市的地位（一些强地级市也算中心城市），由此来带动稳增长、保就业。
而这种新变化，会给楼市带来无穷的机会，因为一些地区会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
这会导致房价的调整：以前属于中心城市的区域，由于不获重视，没有轨道交通，那么它的地位会下降；新纳入的某些区域，由于获得了重视，有轨道交通连接中心城区，它的房价会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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