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限购限行或成大势所趋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答关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问题时表示，要促进消费更新升级，积极推动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破除汽车消费的限制，目前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放宽或取消了限购规定，西安、昆明、贵阳等城市也正在考虑，后续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也会陆续跟进。

　　此番表态既对此前各地放松汽车限购、限行政策作出准确表述，又对外重申了国家层面针对放松汽车限购、限行的政策动向。而落脚点，则被置于“促进消费升级，助力形成统一国内市场”之上。实际上，近年来，随着汽车产业出现深刻调整，加之多年来执行的限购、限行政策影响，汽车消费下降趋势明显，汽车产销也呈现下降甚至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国内民众针对限行、限购政策本身也颇有微词。

　　一方面是因“治理交通拥堵，减少尾气排放”原因已实施多年的限购、限行政策；另一方面是受当前经济形势影响，迫切需要鼓励和激活汽车消费市场，传导带动汽车产业正向发展，继而助力经济增长以及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政策博弈之间又将何去何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走访了相关业内人士及相关专家，以期释疑。

　　地方先行，国家政策释出强烈信号，去年6月6日，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发布的《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中要求，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购、限行，已经实行的限购、限行政策应当取消，并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拥堵、污染治理、交通需求管控效果，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

　　“我觉得自己是汽车限购政策放松后的第一批受益者。”深圳市市民吕先生早在2014年底深圳市实施汽车限购政策后就开始了摇号的漫长等待，后来经历了新能源汽车指标配置的政策变更，他始终希望自己能够中签一个传统能源汽车指标，然而一直未能如愿。他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直到今年6月深圳增加了4万个指标，其中，1万个直接配置，3万个采取竞价方式，“它指标一增加，我就中签了，我感觉这与限购政策放松有着必然关系。我很幸运。”吕先生说。

　　实际上，与吕先生对中签购车有着强烈期许的深圳市民众多，统计显示，自2014年底限购以来，深圳参与摇号的市民已由最初的12万余人增加到目前的132万以上。另据统计数据显示，自深圳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17年底，抑制了约66万辆本地小汽车，限外政策也有效控制了外地车使用，对延缓交通拥堵恶化起到积极作用。

　　不难看出，申请摇号的市民正是汽车消费的潜在群体，这也正是《方案》意图推动汽车重点消费领域的核心用意。在业界看来，从《方案》和地方汽车限购政策放松的先行趋势看，或将预示着国内限购城市将开始逐步放开，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汽车消费的释放，从而直接带动汽车产业的正向发展。

　　汽车产业发展期待需求端发力

　　实际上，对于当下汽车市场而言，“寒冬”并未真正过去。在经过了2018年的销量滑坡之后，2019年汽车市场颓势依旧明显。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截至2019年7月，汽车产销环比均呈下降，同比降幅有所收窄。

　　不难发现，除了传统汽车市场受到消费端需求受限影响、产销持续下行外，一直以来表现抢眼的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在7月也出现下降，一方面是补贴退坡影响，另一方面也与需求端被限制不无关系。

　　某品牌汽车销售4S点销售经理吴余（化名）告诉本报记者，2019年以来，该4S店销售团队已经裁员近10人，因为不同于往年的是，销量断崖式下滑，无论是传统汽车还是新能源车均销售惨淡。“以前每逢节假日看车的人还很多，即便最终成交的也不多，但今年的情况是，看车的人都很少。”作为一位有着近15年汽车销售经验的资深业内人士，吴余认为，现在的汽车市场根源是，想买的受到政策限制买不着，而那些有着政策支持和利好的群体又没有真正的购买需求。

　　分析近年来国家层面推出的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来看，从通过增值税下调鼓励小排量汽车销售，到汽车下乡等政策持续激励，近两年来汽车市场依旧没有复苏迹象。与此同时，部分一线城市却持续积聚大量消费者虽购买力强劲，但限于城市限购令等政策难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那么，在寄望汽车产销持续增长和汽车保有量增加的同时，该如何实现交通治理和汽车市场持续繁荣的平衡？《方案》指出，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购、限行，已实行的应当取消。鼓励地方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停车费等方面给予新能源汽车优惠，探索设立零排放区试点。由此来看，未来城市开放限购以及限行的主要方向则为新能源汽车。

　　而对于北京、上海等汽车保有量本就巨大的城市而言，会否步广州、深圳等地后尘，对限购、限行予以放松甚至取消呢？贾新光认为，北京目前有300万辆的购车需求，不太可能直接放开限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