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象过河，也许是未来中国区域发展的一手妙棋

两周多前，一直占据国内城市竞争C位的深圳，又爆出了重磅消息。

继深汕合作区后，深圳又将迎来“深河特别合作区”，这次牵手的是位于粤东北的“穷兄弟”、经济总量全省倒数第三的河源市。根据河源市ZF官网，此事已经处在方案编制阶段。

深、河两地距离近150公里，深圳与河源之间隔着一整个惠州。这一举动，堪称深汕合作区后，又一次深圳的“飞象过河”。

这种“飞象过河”一般称之为飞地经济，指两个行政地区打破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事实上，飞地经济已经在中国广泛出现。

国内最早的“飞地经济”案例是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

新加坡地狭人稠，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高。于是将产业安置在当时（94年）尚不发达，各项成本不高的中国内地。这是极具眼光的。

实际上，当年工业园的运作也相当成功，不仅有效带动了苏州一带经济起飞，而新加坡也赚得盆满钵满。

一般情况下，相对发达地区会作为飞出地，而飞出地一般在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但也有欠发达地区“飞入”发达地区的反向案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飞地经济在国内也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尤其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其中一些比较具典型性的飞地包括江阴-靖江合作园区、顺德（英德）产业园、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孵化基地、衢州海创园以及备受关注的深汕合作区，等等。

而“飞地模式”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合作平台，建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互助机制。”

17年6月，发改委等8部门更是发布《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直接以文件形式高调力挺“飞地模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有充足实践经验的飞地经济，未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也一定蓬勃发展。

飞地经济一般分为正向飞地和反向飞地两种发展模式。

正向飞地一般以产业转移为目的。以苏州新加坡工业园为例，发达地区在经济飞速发展过后，地价成本飙升，未开发土地越来越紧缺，而一些地方也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逼迫一些企业考虑迁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然而在企业考虑搬迁时，又会面临到三种不确定性：

一是基础设施配套问题，新的地方能不能有成熟的基础设施配套？

二是人力资源问题，当地的生活配套，住宿、商业、交通、医疗、生活服务等等跟不跟的上？我的员工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当地的政务环境怎样？ZF部门难不难打交道？审批、报税各项流程办理流不流畅？甚至当地领导当初答应的优惠政策，换届了还能不能信守承诺？

当企业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飞地经济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一个典型是顺德（英德）产业园。佛山顺德区是全球著名的制造业基地，产业发达，同时ZF对企业的支持也是有口皆碑。

但顺德土地紧张，地价、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同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也亟需产业升级；而清远的英德市，位于粤北山区，产业匮乏，热切希望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创建合作区。这个合作区有效的解决了企业的三大难题：

园区的管委会由顺德区主导，园区的开发、规划、施工、环保等一系列审批权全部由英德市下放到管委会，这就确保了良好的政务环境，相当于企业可以享受到和顺德几乎一样的公共服务。

• 基础设施建设，由顺德负责融资和招揽社会资本，组建投资公司进行建设。这就确保了基础设施配套的质量。比起利用英德的现有基础设施，或者一个单纯由英德自己开发的园区，合作区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 英德市负责园区的社会事务和生活配套，这就确保了园区附近有齐全的生活设施，来满足员工的日常生活需要。

（园区规划图）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发达地区愿意发展飞地经济，并且还出钱出力去建设呢？

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对口援助，协助其经济发展，这本身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要往深了说，这涉及到园区的收益分成。

以顺德（英德）园区为例，园区内所有产生的GDP、税收收入、工业产值由两区市五五分成，为期25年。25年后园区全权交给英德管理。

类似的还有江苏的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分别处于苏北苏南的两地也是典型的强弱对比，由经济较弱的苏北靖江市作为“飞入地”。双方约定，10年内投资收益全部留在园区滚动发展，10年后的收益分成，两市各得50%。

我们知道，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如果一个企业在一地生产成本过高，它往往就会迁到更合适的地方。那么，对于迁出地而言，某种程度上就是产业流失，紧跟着的税收、就业也会下降，GDP数据也会受影响。

与其放任企业流向不相干的地方，为什么不把他们导向合作区呢？这样好歹还能收回一半的税收和GDP。要是企业直接飞出国门跑到越南、菲律宾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损失了。

同样的，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飞地经济也是多有裨益的。

首先，这是多好的招商引资的机会啊。GDP、税收、就业都会受到直接的拉动，而产业进驻又会带动周边上下游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饥渴”的欠发达地区简直美滋滋啊！

其次，由发达地区带领着，比自己单枪匹马的搞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好的多。发达地区有着更加丰厚的财力来搞基础设施，能找到更好的融资渠道，同时有对产业的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成功经验，这些都非常值得欠发达地区学习和借鉴。

除了正向飞地，还有一种反向飞地，即由欠发达地区反向在发达地区设立“飞地”。

我们知道，出于保护耕地等各种考虑，国家对于每个城市，都分配了一个建设用地指标。

发达地区、大城市产业发达，建设用地需要大，土地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而欠发达地区往往用地指标宽裕。

正所谓，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需求正好互补的两方想到了以指标换取“飞地”空间的妙计。

衢州设立在杭州余杭的“飞地”衢州海创园就是很好的例子。

（图片来源：衢州传媒网）

衢州深居内陆，山地较多，经济在浙江属于吊车尾状态。而杭州是浙江省会，新一线城市，大城市。双方在先前合作的信任基础上，于2012年8月在杭州余杭区设立衢州海创园，成为浙江第一个反向飞地。

这样做的好处是，衢州可以利用杭州飞地作为支点，比较方便的打开知名度，快速的实现招商引资。待到企业适应了衢州给的优惠政策以后，可以引导部分企业到衢州本土投产。

无形中，衢州在大城市杭州办了一家“接待处+体验店”，吸引企业前去衢州投资。而实际效果也较为成功，2018年5月底，衢州海创园招商引资项目164个。其中产业项目75个，基金项目89个；其中注册衢州的共项目70个，投资总额达60多亿元。

客观的说，反向飞地比正向飞地更值得推广应用。经济强市、大都市之所以形成产业集聚，一定是其土地、交通、基建等各方面优势的体现。一些先天优势不足的市县，往往很难吸引产业。

但是当地人民也要恰饭，父母官也要收税去造福人民，而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也是个漫长的过程。这时候在大城市搞一块飞地，“参股”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了落后地区人民也收获红利，何乐而不为？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深河、深汕的结合。关于这两个合作区，我有几点解读：

第一，无论是深汕合作区，还是筹备中的深河合作区，都不推荐大家投资买房。因为汕尾、河源太远了，完全无法接受深圳本地的人口外溢。100多公里的路，怎么上下班往返啊？

（图片来源：深汕特别合作区官网）

再一个，无论日后产业搞不搞得起来，当地的医疗、教育都很难短时间内跟上深圳本土。两地以后更多的会成为一个产业园区，在一个个厂房之间，也不适合长期居住。

第二，深圳与汕尾、河源的联手，符合三家的利益，是多赢的结果。“求贤若渴”的汕尾河源自不必说，对于不在大湾区的他俩，能承接深圳的产业转移是天大的好处。不仅承接，还有深圳带着玩，还能从中学习深圳的经验，30年一过我“冷手捡个热煎堆”，岂不美哉？

而对深圳，其实好处也非常明显。深圳土地奇缺，地价巨贵，一些产业承受不了流向东莞、惠州、中山会是大趋势。

都知道，就连华为这种巨无霸，都逃到东莞去了。

（华为的东莞松山湖总部建的诗情画意）

对此，深圳是不愿看到的。与其让企业逃离，不如引导他们去深汕合作区，这样经济数据还能算我的。

当然，企业愿不愿意过去，还是个未知数。我认为一看交通建设，二看园区政策和基础设施，这就很考验两地的配合。如果发展的好，以汕尾本身的港口优势，相信还能吸引一部分企业的。

第三，搞飞地经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深圳的缺地问题。很简单，深圳本土面积1997平方公里，全国大城市里最少，只有北京的19.5%，上海的一半，广州的43%。要达到一个大城市应当有的土地规模，深圳至少还差个五六千平方公里。

但深汕合作区才468.3平方公里，深河合作区估计也差不多大，还隔这么远，杯水车薪啊。即便把两块地方完全隔给深圳，也无法根本上解决深圳的缺地。

那根本解决的方法在哪里？

哦，对了，明年的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大喜日子。

生日了，还是逢十的大生日，生日礼物是必须的。

那么届时，深圳会收到什么生日礼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