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百年长三角

文/（美）罗兹·墨菲

在西方的传统视野中，世界各大城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强有力的大国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地理位置优越的中心，如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商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低成本、容量大的运载工具之上的贸易和工业基础，集中在一个显著都市化的地点，如纽约、鹿特丹、大阪。上海除了本市范围以外，从未行使任何行政机能。作为上海贸易基础的中国经济体制，还不是一体化和商业化。

另一方面，人们历来把密集的人口与三角洲地带联系在一起。在东南亚，差不多所有著名的人口集中点都处在丰饶的三角洲地带，那里拥有可供灌溉稻田的大量水源。东南亚的每一个大三角洲，都为各自的行政区域内首屈一指或仅次于首位的最大城市，如河内、西贡（今胡志明市）、曼谷、仰光、加尔各答，提供粮食及各种资源。但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在人口数量上接近上海，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此时人口约二百五十万。

两个显著的地理位置因素，使上海与低纬度和中低纬度地带的其他三角洲城市区别开来，它处在东亚海岸的中心，港口可通达到的内地贸易区面积广大。在近现代工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经济体系中，船舶是最重要的大容积运载工具，各地进出口流通货物多半经水路由上海中转，众多洋商参与贸易，这种形势继续增添了地理上的有利条件，使它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触的要冲。

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业、工业制造、商业行号，还有与此相关，逐渐跟传统经济体系脱离关系的新兴阶级，都在上海发迹、聚集，然后从上海这一经济漩涡中心向各地散播。从这个角度说，上海自开埠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曲折前行的缩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经受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扩张主义、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行径的教训；也吸收了工业发达、重视法规、提倡科学和更高效率等西方经验。

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布道坛上或演说台上发挥最高的技术水平，特别当讲到本身成就的时候，上海应归入它的范畴。1893年，当外国租界创立五十周年那一天，在上海市区举行了一个庆祝会，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在外滩公园发表演说。他1846年来华，在上海传教，是1848年3月发生的“青浦教案”中违反《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擅自闯入江苏青浦的英国三位传教士之一。他的讲话表明了西方人对东方和上海所起的作用采取什么态度，也许还能启发人们如何理解中国的反应。

“上海是我们的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在这里，我们生活在一群因赞助他们古老的立身处世之道而显得傲慢和怀有偏见的人民中间。为了他们和我们的利益，我们曾经在他们中间引进了什么东西呢？我们很可能指向在这里建立的英国家宅。这跟我们所知道中国家宅的特色是多么的不同？在前面，我们还有那些经营商业的富丽堂皇的洋行，我们可能特别谈论到最高法院，在与人们向我们描述的其他地方现存机构的显著对比下，那是以处理法律事务的公平正直行为著称的。”

“总之，看一看租界的全貌吧，煤气灯和电灯照耀得通明的房屋与街道，通向四面八方的一条条碧波清澈的水道，根据最良好的医学意见采取的环境卫生措施。我们为了与全世界交往而拥有轮船、电报、电话，还开办了外国发明创造的棉纺织厂、造纸厂、缫丝厂。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北部的铁路，充当了将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到处可见的设施的先驱。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在二十万人口中极为美好地保持着。”

1893年，英国籍税务司为上海英文《文汇报》发行的上海租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撰写的一篇贸易报告中，强调了上海出类拔萃的地位，但在其他问题上，却提出了相当不同的意见。当六十年后人们重新检查时，这两套议论互相比较，倒是颇为有趣的。

“每年，中国商人越来越倾向于使上海成为华北贸易的中心城市，把北方沿海和沿江的口岸，仅仅当作供给本地即时需要必不可少的货物卸载地。规模最大的华商行号都在这里设立代理机构。大量中国股本不但投资在纯粹中国商行，也投资在外商设立的、在国外管理处控制下的洋行。某些洋行的股份，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系中国人所有。”

“还有本地银行、钱庄的存款，绝大部分也是中国人所有。中国的股本投资在官立的招商局。我的话已经讲了这么多，大概将来上海不会提供像过去一样的外国股本投资有利时机。如果我认为这样，谁也不会感到惊奇。总之，我认为，上海的未来，要以中国和中国人，连同中国人的权益为转移。外国人唯有跟着中国人跑，才是明智的。”

英籍税务司和传教士，尽管用不同的方式表述，实际上讲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上海最重要的，是它跟整个中国的关系，这个城市包含着全国重大变革的种子。

作者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地理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赴中国华西一带工作；本文选编自《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文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转载已获授权。本版图片均选自美联社战地记者海岚·里昂1937年拍摄的淞沪抗战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