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四十之惑”

我是特区的同龄人，40了，其实，这个年龄是嗨不起来的，“保温杯里泡枸杞”要比“我还是那个少年”更容易出现。

子曰：四十不惑。并非是说，人到四十就全活明白了，而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个人对外事外物已有了比较稳定的判断标准，不再轻易为外界所迷惑。

城市和人一样，今天这个时候，深圳在庆祝之余，在翘首等待传说中的“大礼包”之余，其实非常有必要重解过去四十年成功崛起的密码，并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加以遵行。某种程度上，解码深圳的四十年，就是解码中国的四十年。所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放眼中国，没有哪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和我们过去数十年来的“国运”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我在2016年的总结是：“自由选择”《深圳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IP？》。几年后回头看，在大逻辑上我认为不需要改变，但是不足够，开放、自由，提供的是一个底层土壤，但在面对数个经济特区的时候，并不足够解释为何独独深圳最辉煌。

我个人认为，人们历来对于深圳崛起的解释，存在两个偏差：一是偏于官方叙事，二是偏于宏大叙事。这两日朋友圈疯狂刷屏的深圳四十年大片，一样无法摆脱。这个导致了人们一谈到深圳的辉煌，就沦入陈词滥调——“蛇口精神”、“土地第一拍”、“解放思想”、“创新奋斗”、“深圳速度”……

下沉一点，我则认为：可以将深圳过往大部分时间的成功归于“主动学习/后发优势”，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宏观还是细节，这一点都成立，真正那种原创式的“创新”，是近几年的事情。尤其站在在今天这么一个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下，厘清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过去和预判未来，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深圳崛起非常重要的成果是：“6个90%”——“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而且这个企业主流是非国家队）。

但是，创新显然不是自然发生的，不是说，你说，明天开始，企业要找市场不要找市长了，创新就拔地而起了。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有一个发生的起点和一个互动的过程，它是需要官方民间共同主动学习的。沿着这个考察，我们会很顺利的发现：没有资源禀赋也没有历史负担的深圳，恰恰在主动学习上，是最勤奋，也是最有条件的。

我们都清楚，所谓的经济特区是在“杀出一条血路”的背景下出现的，在当时的环境里，我们是认同“中国落后了”需要奋起直追的。这一点根本认识，决定了深圳官民思想共识的前提——需要向欧美，向亚洲四小龙去认真学习“先进经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学生”，也必须学会去做一枚“好学生”，这是最大的背景。

而为什么说深圳是最勤奋的？是因为在当时的几个特区里，只有深圳几乎是一座纯粹的移民之城，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不同之处。四个经济特区政策都差不多，深圳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资源禀赋，但它也是历史负担最小的，几乎是一张白纸画图，没有太多的本土势力，也无法建立裙带关系，这让它在培养竞争方面最不需要担忧，而竞争从来都是激发巨大创造力的第一前提。最终，这让深圳而不是其它特区，吸引了当时中国最“郁郁不得志”、最想破局的那群“精英分子”，无论官或民。

在外在条件上，我们也必须正视，深圳的条件是最好的——它有一群好老师，尤其是最近香港。

大致打个比方，经历了二战的大摧毁后，有三波人先后走进了同一片原始森林。第一波人是美国、德国、日本；第二波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拉美。前面两波人都砍出了一条通衢大道走出了森林，最后一波人掉坑里了。

深圳以及中国的开放，晚了大约30年，恰恰是在那三波人的披荆斩棘都有了结果之后，如此构成了大家所说的“后发优势”。想一想，你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学习追赶的动力，有现成的名师，还有人给你画好了坑——那里不要跳，学起来快不快？

过去的短短40年里，我们把资本主义数百年探索成功的一切的一切，全都实践了一遍，大到经济理论、国家治理，小到城市规划、房地产销售、慢行系统……这些老师让深圳乃至中国，少走了太多的弯路，并且规避了严重的陷阱。

如果没有这三波老师，依托于开放，深圳也会慢慢崛起，但一定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超常规的跨越。这一点，对于解释深圳适合，对于解释中国也适合。

举个例子，深圳很好的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均衡，我们这座城市曾经在治安、河水污染方面有过不良表现，但从未遇到过严重雾霾的冲击。而这一点在曾经工业化的伦敦、纽约，都付出过惨重代价，但深圳没有，北京虽有，但比起当年的伦敦，并不算恐怖。这个背后，是我们比较好的学习的结果。

尤其要提到香港，可以说，过去这些年里，香港几乎是手把手的在教深圳。这一点，今天回头看，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坦率的承认这一点——深圳受香港影响巨深，是最忠于事实的。这一点，也是深圳在中国所有城市里显得非常独特的原因，因为中国整体上学习的是韩国、新加坡最多（政府强力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我可以从城市、房地产的角度来去讲这个故事。

基本的土地制度，深圳1987年触动修宪的“土地第一拍”，直接触发深圳这么干的是香港——我们知道土地该怎么可以商品化、资本化，了解历史就知道，当时的港商刘天就笑话深圳“抱着金饭碗在要饭”。张五常在后来的演讲中也谈到，是他曾经建议深圳卖地来筹措建设资金的。以及，中国的住宅年限设计为70年，一样是在参考香港99年地契的基础上。

深圳的城市规划里划定了50%的土地开发率上限，住建部后来也将此普及到了全国。但事实上，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理论基础和城市实践，只有香港这么干了，我们觉得这样好。

房地产预售/楼花制度、物业管理等等，这些几乎都是原样copy。楼盘的设计建造，比如会所、园林、泳池、架空层等等，以及企业如何管理，是香港开发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房地产行业的清楚，帕尔迪之前，深圳成长起来的万科一直将新鸿基视为榜样。我想这个背后，一定是有非常高频的民间企业交流的。这种交流，是深圳企业、人民主动勤奋学习的另一面。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主动的、民间的交流，让深圳企业可以快速模仿，发展壮大，以至于后来的自主创新。

沿着这一点，扩散到房地产以外的其它行业，扩散到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的有关市场经济制度、规则的确立，乃至金融、证券交易所的基础设计，都是如此。你不能说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做点改动，可能做得比别人更有效率，就全部归为这是我们的“优越性”了。你是用最短的时间把1干到了100，但那个“从0到1”的底本，不是你的，这得承认，而且，不丢人。

总的来说，深圳今天的成就，绝大部分都不是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而是依靠快速学习得来的。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深圳政府都是持续在放松管制的，这让整个城市得以自由的在经济、社会领域向全球发达经济体快速的学习借鉴、调整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补充最近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微观证据：深圳刚刚推行的幼儿园民转公，提醒我们，数十年来，深圳1600所幼儿园里90%以上都是民间投资，你可以说这是政府不够有作为，但从另一个角度这是政府退出管控的一个强力佐证。而这个退出，很好的刺激了民间企业与境外进行非常高频的交流学习。

以上这个有关“主动学习”的理解，应该说，在我们讨论和解释“深圳奇迹”的时候，被有意无意的疏忽了。舆论过于的聚焦在深圳“从0到1”的层面，而忽视从“1到100”的层面。而这个疏忽，可能会让我们在眼下这个非常关键的大变局中，出现迷失。诚然，在最近的5年-10里，深圳自主创新的因素多了很多，但是如果拉长到过去的40年里，我们要承认，深圳主要还是一个“三好学生”，学得非常好，以至于现在比老师还要厉害。但考试能考满分，和自己能否提出原创性的思想，是两回事。

现在的大环境和以往的变化在于两点，其一，今天和40年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可以不用觉得“中国落后”了。这一点让我们开始不屑于向曾经的老师学习了，大家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接近平起平坐了。其二，老师也没有了。在某些领域，也许有些老师他还有一些压箱底的必杀技，但是他不愿意再教我们了。

也就是说，我们追赶了四十年，现在大家的前面又都是“原始森林”了，不同的是，原来的三波人，变成了现在的四波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自己去披荆斩棘，继续砍出一条通衢大道呢？

这需要我们重新回头，找到当初促动深圳崛起的底层土壤，都知道是开放、是创新驱动了深圳，那么，是什么驱动了深圳走向开放、走向创新的呢？要知道，创新一定不是免费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承担巨大的风险。如熊彼特所言，企业家的创新都是具备“破坏性”、“颠覆性”的，它需要包容性的底层土壤。你需要让市场参与者稳定的预期到，我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去创新，一旦成功我可以获得超额的激励。如果没有这个，企业家不可能去傻乎乎的创新。

对底层土壤的理解，今天在面临着巨大的分歧。我并非担忧分歧的存在，真正不妙在于，全社会越来越不能包容对这种分歧的充分讨论。

但是，到底过去40年里，深圳主要干的是“从1到100”，还是“从0到1”，今时今日，非常有必要搞清楚。因为，这很可能决定我们20年后的结果。深圳是会变成“我还是那个少年”，还是会变成“保温杯里泡枸杞”的油腻大叔。看我们如何客观的看待历史，以及是否充满危机感的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