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问题在哪里？》

　　深圳的学位风波还没有结束。

　　其他城市的热心人都在问：你们深圳，就不能修多几所学校吗？

　　这是一个供需问题，但当有限的深圳学位和房子绑在一起，又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供需问题。

　　你和我，都没有办法。

　　另一方面，传统的“房产地段论”大致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道理——位置好的房子，运气不会太差。

　　不，在深圳，也有可能倒霉的。

　　毕竟在这座城市，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永远不变的主题，是改变。

　　但无论怎么变，历史是这座城市的记忆，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有些问题、有些现象、有些观点、有些批评、有些疑惑，原来都已经在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过。

　　铁打的特区，流水的浮躁，过去的一些文字，怎么今天看起来却也眼熟？

　　“嘘”。

　　1985年，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成立，同年，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成立，实行政企分开的大胆尝试。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一片喧哗的批评和质疑声，突然间笼罩了特区深圳。其中最尖锐的，是指责深圳只搞基建不搞工业，特区出口创汇的功能没有发挥，反而是“投机”做贸易，赚内地人的钱。

　　这年5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博士陈文鸿，在香港杂志《广角镜》第152期上，发表了《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用他的简化而“定量”的分析，断言深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陈文鸿的文章言之凿凿地指出：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中央规定的三个为主，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设备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东西；第二，特区的繁荣主要是靠赚内地的钱实现的。

　　当时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响，和陈文鸿的立论基础及索引事实不无关系。当年的深圳确实存在他笔下所指的问题。人们发现，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

　　7月18日，这位陈博士又在香港《信报》发表了一篇更为直白犀利的文章，题目是《百病缠身的深圳特区〉。文章列举了深圳最重要的几种“疾病”——盛行“捞一把”的歪风、假补偿贸易大发财、“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等等。

　　他用煽情的语言指出：观察后，渐渐便发现了深圳这个被鼓吹的“样板”并不那么“样板”，而潜藏在“样板”的躯体之内的“病魔“，相当凶狠，如今看来，虽不至于”百病缠身”，但也绝不过轻。

　　一时间，质疑和批评声浪开始向深圳席卷而来。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信报》刊出的“十二评”，其中《过去的大寨》、《搞来搞去是假大空》、《深圳特区人被吓呆》等刺激的字眼后面，隐约透出一种火药味。

　　在这种情况下，有文章甚至指出：“国家设立和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目的并不在乎要多ー个几十万人或者近百万人的域市，要建立新型工业基地，也不一定非得建在深圳。”

　　文章还说，如果深圳不及时转型，还照前几年的模式发展，势必成为“软骨美人”。

　　深圳的投资者十分惶恐：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的投资怎样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可不是给你们做试验的。

　　当年，陆续有一些嗅觉敏锐的资金和企业开始撤出深圳。

　　被称做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港商刘天就，也来到深圳要求撤资。他拿出一份报纸，对深圳的合作者说:“真遗憾！我在香港的企业已经面临倒闭的境地，已无力顾及深圳的生意。”

　　几乎同时，与竹园宾馆差不多同时建成的东湖宾馆，香港股东也撤退了。

　　深圳基建摊子铺得过大的问题开始暴露。

　　在此前，深圳在建宾馆的房间数竟然已经超过彼时的香港，而当寒潮袭击来后，一位当年的工程兵陈建光向我们描述了1985年时的情景：

　　“那是什么景象呢?几千家公司关门倒闭，宾客盈门的酒店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繁华的城市一夜成为一潭死水。光我们公司就跑了一半人，剩下的白天出去捡垃圾，晚上哭成一团:深圳完了，彻底完了…“

　　直到1992年1月20日，这场风波的余绪才被来到深圳的邓小平彻底扫清。

　　他来到国贸大厦顶层旋转餐厅，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

　　深圳诞生在争论之中，亦在争论之中成长。

　　当我们看回过去的问题，再对比身处的今天所发现的问题，我们真的进步了吗？

　　也希望深圳、以及深圳人，都仍能想起、记住这样的几句话——

　　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