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晓博
来源 | 刘晓博说财经（ID：liuxb929）
庚子年，注定是历史的拐点。 昨天一天，我们先后见证了宣布关闭美国成都领事馆、股市大跌，以及房地产调控的再次转向。 到了今天凌晨，东莞宣布了比较严厉的楼市新政 。而刚刚，环球时报发布了下面这条新闻：
美国这是再次羞辱中国。至于国家如何回应，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毫无疑问，中美战略博弈在2020年加剧了。这里面有美国大选特朗普团队作秀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 历史转折的因素。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选在尼克松故居（下图）前，发布了新冷战宣言。他彻底否定了尼克松开启的“中美接触、合作”的战略，号召盟友们一起对付中国。新冷战已经降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是否承认。
美国人对休斯顿领事馆的破门而入，就是行动。美国试图传递一个重要信号：我们想怎样干，就可以怎样干。 在这种时候中国再怎样理性、忍让，好像都没有用了。 事实上，中国也在做最坏的打算。比如今年以来，高层多次提出的“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最新的应对之策。 说白了：在全球化上，我们不放弃。中国开放的大门，也不会关闭。但国内市场、内需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国际市场有多大，不是单方面取决于我们。 国务院办公厅在6月下旬印发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解决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障碍，让出口商品可以开拓内需市场。
最近几天，商务部与浙江、重庆、陕西合作，分别在杭州湖滨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共同主办主题为“外贸优品汇扮靓步行街”的出口产品转内销系列活动。 2020年之前的那个世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本文想探讨的是两个话题：第一，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会怎样看待中国试图启动“印股票的时代”的努力？第二，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时代，国家会不会打压房价，给内需腾出空间？ “印钞票的时代”和“印股票的时代”，是我4年前创造的两个词。鉴于有不少新读者，再解释一下。 所谓“印钞票的时代”，是指通过货币超发，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让购房家庭体会到财富增值的快感，让没有买房的赶快买房。其目标，是推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拉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为什么能长期高速发展，这是最根本原因。 “印钞票的时代”，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为主，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快速积累财富，迅速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基础设施。其存在的合理前提是：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化的欠账多，人口红利存在。 副作用是，让中国企业的杠杆率迅速增加，达到了全球最高的水平（下图红框）。
随着人口红利终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再加上企业杠杆率全球最高，以及贫富差距加大。中国需要改变增长方式，“印钞票的时代”必须终结，替代以“印股票的时代”。 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广义货币M2增速回落到了8%到11%左右，跟之前动辄20%以上（比如2009年货币增速达到29%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家希望通过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来给经济“加油”，把钱直接给企业，避免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以及全社会杠杆率的失控。 可以这样说：“印钞票的时代”对应的是货币超发、杠杆率上升、土地财政依赖度提高、房价上涨、贫富差距加大。而“印股票的时代”希望对应的是货币增速被控制、房住不炒、土地财政依赖度下降、实体经济复兴。 从2013年以来，中国换了3任证监会主席，先后发动了2015年政策牛市、搞了中概股（CDR）回归和科创板，并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试行注册制，都是为了启动股市，向“印股票的时代”迈进。 启动股市背后还有一个重大命题：中国希望增强在全球的金融话语权，这是近年来做大做强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基本目标。 另外，通过印股票的时代，还将引导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历史性的转移——从以房地产为主，转向以大金融产品（基金、信托、银行理财、股票）为主。 美国人不会看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金融来掌控世界。 在博弈中打压中国的金融战略，是必然的。特朗普本人就高度关注股市，而且还一度为中国股市的下跌幸灾乐祸。 上图：2018年8月，特朗普发推特嘲笑贸易战爆发4个月，中国股市下跌了27%。其实他的计算有误。
每到中国股市比较活跃、可能有行情出现的时候，美国一定会有利空宣布。比如之前的贸易战（宣布了多轮关税措施），还有这次的领事馆之争，都让A股、港股出现了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印股票时代”的到来。 未来，美国一定会继续在金融上打压中国，比如中概股问题，中国使用SWIFT系统的问题，继续找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和银行的茬等等。 再看第二个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时代，国家会打压房价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时代结束了，未来要靠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那么必须让老百姓有消费能力。而房价太高，让老百姓消费乏力，所以必须打压房价。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正好在昨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韩正副总理主持房地产座谈会的通稿。这种座谈会一般一年搞两次，去年分别是3月18日和12月18日举行的。今年因为疫情，推迟到了7月24日。 对比昨天的通稿，跟2019年两次座谈会的通稿，你会发现官方对房地产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 去年两次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楼市整体平稳，所以通稿如行云流水，比较轻快。而昨天的通稿，谈了很多问题。 比如要求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高度重视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绷紧房地产调控这根弦”。还要求“全面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发现问题要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还明确提出：“要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有效调节住房需求”。 此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沈阳、成都、宁波、长沙等10个城市的领导也被叫去开会、并发言。 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经济下行而对楼市的宽松，再次出现了逆转。 而这轮调控，恰恰出现在美国启动“领事馆之争”、中国股市大跌，而领导开始强调“国内大循环”的时候。 对于“国内大循环”和楼市的关系，我是这样看的：想法和结果，往往是两回事。即便是在想法上，国家也不是想让房价跌。 原因很简单，中国是大一统体制，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维持统一稳定的成本比较高。而中国税收是高度不均衡的，往往是少数地区、少数行业来支撑国家运行成本，而且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就是这样了。 说白了，中国不仅要有一个集中的税源来源地，还要有一个征税神器。 比如明清时代，苏锡常、杭嘉湖是重要的税源地，而盐税是最重要的“征税神器”。盐扮演这个角色，甚至长达2000年。 现在我们知道，盐在地球上是无限量供给的，但这样不值钱的东西，在两千年里常常贵得让不少人吃不起。为什么，因为帝国运行成本偏高。 中美博弈加剧，中国军费开支必然上升。此外，还要给企业减税降费。钱从哪里来？目前很多城市的卖地收入，已经超过了税收。比如杭州对卖地收入的依存度超过了100%。即便是税收里，跟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占比也非常高。 如果房价下跌，不动产失去投资价值，家家都会只保留一套房子。那么，房地产税将无从开征。 国家运行成本如何维持？仅仅靠企业税收吗？除非企业税收翻倍。而企业税收想翻倍，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做大蛋糕。在内循环时代，做大蛋糕将比较困难。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 “内循环国家”的楼市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房地产彻底不是一个产业，能建房子的只有国企和政府，大家靠单位分房。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通胀不明显，房价或者房租上涨也不明显，但问题是人均居住面积非常小。
以上海为例，那一代人很多回忆说：计划经济年代，睡觉时腿都很难伸直，因为没有空间。“安徽日报”曾报道说，1978年和1950年相比，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 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概括为：房价超级稳定，但房屋极其稀缺。城市里无法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年轻人被迫上山下乡。也就是说，文革之后中国出现了逆城市化。 还有一个模式是伊朗、俄罗斯。 按照旧币计算，这两个国家首都的房价，现在都是1到2亿元一平米。其中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几年房价（本币计价）是年年翻倍的（下图），只是按照美元计算涨幅不大。
这个模式可以概括为：房地产仍然是个行业，国家保房价弃汇率，本币计价的房价不断飙升，甚至年年翻倍，但美元计价保持基本稳定（也就是所谓的“美元顶”）。 当然，上述两个模式都比较极端，是基本放弃了外部循环。中国目前不准备放弃外部循环，而是希望在内循环为主的情况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结论是：由于要兼顾经济转型（可能需要20年才能完成）、国家运转、大国博弈需要。房地产未来仍将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对中国很重要。 房价走慢牛是大概率的，经济越差、房价越容易涨的规律不变。 但为了启动内需，的确需要严管楼市。所以大城市楼市的行政管制只会越来越多 ，普通商品房（新房），将越来越多扮演政策性住房的角色。而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鼓励拥有多套房是基本策略，但不会明确表述出来，而是会长期保持不限购、不限贷，随便买的状态。 对于大城市的刚需来说，早买房永远是对的。等着内循环房价下跌，恐怕会失望的。
但我也不主张富裕家庭，在类似北、上、深这样的超级城市里，拥有很多套住宅。在住房矛盾非常尖锐的特大城市里， 未来或许真的会有累进制、惩罚性的房地产税。
因为民粹主义的压力太大，连韩国都出台了这种税制，难保中国不会。你的多套房子，或许需要分布在一线、二线等多个城市里。
庚子年，注定是历史的拐点。 昨天一天，我们先后见证了宣布关闭美国成都领事馆、股市大跌，以及房地产调控的再次转向。 到了今天凌晨，东莞宣布了比较严厉的楼市新政 。而刚刚，环球时报发布了下面这条新闻：
美国这是再次羞辱中国。至于国家如何回应，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毫无疑问，中美战略博弈在2020年加剧了。这里面有美国大选特朗普团队作秀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 历史转折的因素。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选在尼克松故居（下图）前，发布了新冷战宣言。他彻底否定了尼克松开启的“中美接触、合作”的战略，号召盟友们一起对付中国。新冷战已经降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是否承认。
美国人对休斯顿领事馆的破门而入，就是行动。美国试图传递一个重要信号：我们想怎样干，就可以怎样干。 在这种时候中国再怎样理性、忍让，好像都没有用了。 事实上，中国也在做最坏的打算。比如今年以来，高层多次提出的“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最新的应对之策。 说白了：在全球化上，我们不放弃。中国开放的大门，也不会关闭。但国内市场、内需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国际市场有多大，不是单方面取决于我们。 国务院办公厅在6月下旬印发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解决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障碍，让出口商品可以开拓内需市场。
最近几天，商务部与浙江、重庆、陕西合作，分别在杭州湖滨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共同主办主题为“外贸优品汇扮靓步行街”的出口产品转内销系列活动。 2020年之前的那个世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本文想探讨的是两个话题：第一，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会怎样看待中国试图启动“印股票的时代”的努力？第二，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时代，国家会不会打压房价，给内需腾出空间？ “印钞票的时代”和“印股票的时代”，是我4年前创造的两个词。鉴于有不少新读者，再解释一下。 所谓“印钞票的时代”，是指通过货币超发，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让购房家庭体会到财富增值的快感，让没有买房的赶快买房。其目标，是推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拉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为什么能长期高速发展，这是最根本原因。 “印钞票的时代”，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为主，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快速积累财富，迅速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基础设施。其存在的合理前提是：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化的欠账多，人口红利存在。 副作用是，让中国企业的杠杆率迅速增加，达到了全球最高的水平（下图红框）。
随着人口红利终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再加上企业杠杆率全球最高，以及贫富差距加大。中国需要改变增长方式，“印钞票的时代”必须终结，替代以“印股票的时代”。 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广义货币M2增速回落到了8%到11%左右，跟之前动辄20%以上（比如2009年货币增速达到29%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家希望通过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来给经济“加油”，把钱直接给企业，避免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以及全社会杠杆率的失控。 可以这样说：“印钞票的时代”对应的是货币超发、杠杆率上升、土地财政依赖度提高、房价上涨、贫富差距加大。而“印股票的时代”希望对应的是货币增速被控制、房住不炒、土地财政依赖度下降、实体经济复兴。 从2013年以来，中国换了3任证监会主席，先后发动了2015年政策牛市、搞了中概股（CDR）回归和科创板，并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试行注册制，都是为了启动股市，向“印股票的时代”迈进。 启动股市背后还有一个重大命题：中国希望增强在全球的金融话语权，这是近年来做大做强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基本目标。 另外，通过印股票的时代，还将引导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历史性的转移——从以房地产为主，转向以大金融产品（基金、信托、银行理财、股票）为主。 美国人不会看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金融来掌控世界。 在博弈中打压中国的金融战略，是必然的。特朗普本人就高度关注股市，而且还一度为中国股市的下跌幸灾乐祸。 上图：2018年8月，特朗普发推特嘲笑贸易战爆发4个月，中国股市下跌了27%。其实他的计算有误。
每到中国股市比较活跃、可能有行情出现的时候，美国一定会有利空宣布。比如之前的贸易战（宣布了多轮关税措施），还有这次的领事馆之争，都让A股、港股出现了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印股票时代”的到来。 未来，美国一定会继续在金融上打压中国，比如中概股问题，中国使用SWIFT系统的问题，继续找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和银行的茬等等。 再看第二个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时代，国家会打压房价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时代结束了，未来要靠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那么必须让老百姓有消费能力。而房价太高，让老百姓消费乏力，所以必须打压房价。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正好在昨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韩正副总理主持房地产座谈会的通稿。这种座谈会一般一年搞两次，去年分别是3月18日和12月18日举行的。今年因为疫情，推迟到了7月24日。 对比昨天的通稿，跟2019年两次座谈会的通稿，你会发现官方对房地产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 去年两次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楼市整体平稳，所以通稿如行云流水，比较轻快。而昨天的通稿，谈了很多问题。 比如要求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高度重视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绷紧房地产调控这根弦”。还要求“全面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发现问题要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还明确提出：“要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有效调节住房需求”。 此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沈阳、成都、宁波、长沙等10个城市的领导也被叫去开会、并发言。 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经济下行而对楼市的宽松，再次出现了逆转。 而这轮调控，恰恰出现在美国启动“领事馆之争”、中国股市大跌，而领导开始强调“国内大循环”的时候。 对于“国内大循环”和楼市的关系，我是这样看的：想法和结果，往往是两回事。即便是在想法上，国家也不是想让房价跌。 原因很简单，中国是大一统体制，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维持统一稳定的成本比较高。而中国税收是高度不均衡的，往往是少数地区、少数行业来支撑国家运行成本，而且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就是这样了。 说白了，中国不仅要有一个集中的税源来源地，还要有一个征税神器。 比如明清时代，苏锡常、杭嘉湖是重要的税源地，而盐税是最重要的“征税神器”。盐扮演这个角色，甚至长达2000年。 现在我们知道，盐在地球上是无限量供给的，但这样不值钱的东西，在两千年里常常贵得让不少人吃不起。为什么，因为帝国运行成本偏高。 中美博弈加剧，中国军费开支必然上升。此外，还要给企业减税降费。钱从哪里来？目前很多城市的卖地收入，已经超过了税收。比如杭州对卖地收入的依存度超过了100%。即便是税收里，跟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占比也非常高。 如果房价下跌，不动产失去投资价值，家家都会只保留一套房子。那么，房地产税将无从开征。 国家运行成本如何维持？仅仅靠企业税收吗？除非企业税收翻倍。而企业税收想翻倍，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做大蛋糕。在内循环时代，做大蛋糕将比较困难。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 “内循环国家”的楼市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房地产彻底不是一个产业，能建房子的只有国企和政府，大家靠单位分房。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通胀不明显，房价或者房租上涨也不明显，但问题是人均居住面积非常小。
以上海为例，那一代人很多回忆说：计划经济年代，睡觉时腿都很难伸直，因为没有空间。“安徽日报”曾报道说，1978年和1950年相比，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 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概括为：房价超级稳定，但房屋极其稀缺。城市里无法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年轻人被迫上山下乡。也就是说，文革之后中国出现了逆城市化。 还有一个模式是伊朗、俄罗斯。 按照旧币计算，这两个国家首都的房价，现在都是1到2亿元一平米。其中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几年房价（本币计价）是年年翻倍的（下图），只是按照美元计算涨幅不大。
这个模式可以概括为：房地产仍然是个行业，国家保房价弃汇率，本币计价的房价不断飙升，甚至年年翻倍，但美元计价保持基本稳定（也就是所谓的“美元顶”）。 当然，上述两个模式都比较极端，是基本放弃了外部循环。中国目前不准备放弃外部循环，而是希望在内循环为主的情况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结论是：由于要兼顾经济转型（可能需要20年才能完成）、国家运转、大国博弈需要。房地产未来仍将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对中国很重要。 房价走慢牛是大概率的，经济越差、房价越容易涨的规律不变。 但为了启动内需，的确需要严管楼市。所以大城市楼市的行政管制只会越来越多 ，普通商品房（新房），将越来越多扮演政策性住房的角色。而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鼓励拥有多套房是基本策略，但不会明确表述出来，而是会长期保持不限购、不限贷，随便买的状态。 对于大城市的刚需来说，早买房永远是对的。等着内循环房价下跌，恐怕会失望的。
但我也不主张富裕家庭，在类似北、上、深这样的超级城市里，拥有很多套住宅。在住房矛盾非常尖锐的特大城市里， 未来或许真的会有累进制、惩罚性的房地产税。
因为民粹主义的压力太大，连韩国都出台了这种税制，难保中国不会。你的多套房子，或许需要分布在一线、二线等多个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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