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半省份经济年报出炉，区域格局正在洗牌

　　实际上，近10年来，京津冀与广东占全国经济比重一直不相伯仲。两个区域均稳定在10%上下，2012年，两者还一度追平，占到当年全国GDP的10.6%。

　　从2019年GDP增速来看，长三角表现最为突出。

　　三省一市中，仅上海比全国6.1%的平均增速低0.1%，江苏与全国持平，浙江比全国高出0.7%，安徽追赶势头则格外强劲，以7.5%的亮眼成绩跑赢全国1.4个百分点，在19个省份中位居前列。

　　GDP刚刚跨过“10万亿”门槛的广东，GDP增速跑赢全国0.1个百分点，居19个省份中游。

　　从增速来看，作为“抢人”大户，广东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人口第一大省，2019年常住人口增速达到1.5%。苏浙沪皖常住人口增速也逐步走高，2019年达到0.8%。

　　对比之下，京津冀常住人口增速近年一路下行。

　　自2014年起，北京开启 “疏散非首都功能”行动。2019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0.6万人。与此同时，天津和河北人口吸引力明显不足。整体来看，2019年京津冀常住人口增长37.4万人，这一数字仅为长三角、广东增量约2成。

　　按照2019年北京2.63‰、天津1.43‰、河北4.71‰的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京津冀2019年自然增长人口约为43.5万人，超过常住人口增量6.1万人。也就是说，不仅是北京，京津冀人口整体都在流出。

　　津冀遭遇“挤水”

　　不难看出，无论经济发展还是人口增长，京津冀较长三角、珠三角都差了一截。将时间线拉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2011年，苏浙沪皖经济容量突破10万亿元。以GDP绝对值计算，当年三省一市GDP名义增速超30%。次年，长三角整体增长势头虽降温明显，但此后其增速基本保持在一个区间范围内波动。广东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从京津冀内部来看，北京近年经济增速基本稳定，GDP逐年攀升，最新数据已突破3.5万亿元。但天津和河北经济增速下降势头则日渐明显。

　　2011年，两地GDP名义增速均在20%以上；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当年天津和河北GDP增速分别为16.4%和11.3%，均“在全国保持前列”。2019年，两地GDP绝对值甚至低于2018年。

　　天津和河北GDP大幅“跳水”，与经济“挤水”不无关系。

　　第四次经济普查后，全国在2019年底开始实行GDP统一核算，并对各地2018年数据进行修订。其中，长三角三省一市GDP均被大幅上调，安徽更以4004亿元修订增量排名全国第一；广东则被上调2667亿元，排在第6位。

　　这已不是天津第一次遭遇“挤水”。

　　2016年，天津滨海新区GDP一度大幅领先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全国首个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国家级新区”。2018年，天津为滨海新区“挤水”3348亿元，将2016年GDP调整为6654亿，缩水幅度达三分之一。

　　追求经济密度

　　某种程度上， 京津冀的发展也是整个北方的缩影。

　　在2018年GDP修订中，全国共有14个省份经济总量缩水，除广西和湖南微调外，其他被“挤水”的基本都是北方省份。

　　整个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也从2012年最高点（45.8%），回落到2018年38.5%。对此，去年底的《求是》文章指出：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数字的增长让人痴迷。“过去大家对于GDP的增速、总量极为看重，甚至是唯一指标，因此忽略了经济发展的真正含义。”

　　国家发改委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冯奎认为，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何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愈发受到重视，“在比较大的基数之上，通过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给当地带来更大的收益，实实在在地提高生活水平。”

　　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落于人后，这也是北方近年表现黯淡的直接原因。而位于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则成为发力科技创新、经济密度不断提升的典型。

　　所谓“经济密度”，大致相当于“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产出”，近年已成为各地关注重点。

　　此前，上海提出，提高“经济密度”，意味着“以更低的能源、土地等资源消耗，支撑更高质量、更有效益的经济发展”，最终的结果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同样是一线城市，人多地少、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一直是深圳发展掣肘。2017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也曾谈到，尊重创新和市场让深圳种上了“高产田”，用更少的资源实现了更大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