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张国宝 |《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上海楼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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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4日下午4时，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享年75岁。

这一消息传来，能源行业人士为之震动。张国宝对能源行业以及我国工业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不胜枚举，对中国风电行业发展的推动居功至伟。

我国风电产业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规模化的拉动。规模化支撑产业技术进步，形成完整产业体系，推动成本快速下降，规模的带动是产业早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思路正是张国宝先生提出并积极推动的。

为表达对张国宝先生的哀悼，我们特编发张国宝先生重磅专著《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相关介绍和重点内容。该书详细记录了张国宝先生参与我国跨世纪重点工程项目的决策和建设情况及其所做贡献，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谋划和科学民主决策这些项目的全过程。

RECOMMENDED BOOK

筚路蓝缕

——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

人民出版社

作者：

张国宝（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本书记述了张国宝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亲历的一些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建设情况，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谋划和科学民主决策这些项目的过程。全书收录作者写给国务院的相关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建议和发表的相关文章共62篇，并配插了许多珍贵历史照片。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历程，这些文稿翔实记录和反映了这一时期辉煌的建设成就。收录的文稿全部为其自己撰写。

/ 作者简介 /

张国宝

张国宝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03—2010年兼任武警黄金部队第一政委。曾兼任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国家验收小组副组长、宝钢二期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浦东国际机场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直接参与制定和推动实施了溪洛渡、向家坝金沙江梯级水电站开发，上海洋山深水港、上海外高桥船厂、长兴岛船厂、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国家重大建设工程。负责制定了船舶工业、汽车工业、软件产业、装备国产化等一系列行业规划和政策。牵头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在国务院领导下，他还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等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谈判者、组织者。曾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副主席。2011年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低碳实验室主任。

张国宝自序

节选 |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经验

节选 | 打造“风电三峡”

节选 | 风力发电功莫大焉

节选 | 新能源决策

节选 | 再为风电鼓与呼

NO.1 张国宝自序

2018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也是见证者，我们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个时代改革和建设事业的直接参与者，我们付出过，但我们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是幸运的。

我在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先后经历了七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恰好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时期重叠。在这一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也顺应历史潮流，先后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

承蒙党中央和国务院、发改委历届领导的信任，我分管过技术引进、基本建设投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国防动员等领域的工作，并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能源局局长，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具体负责制定了铁路中长期规划、船舶工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软件产业等发展规划，代表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汇报并实施了上千以上的重大项目。

当这些项目从谋划、论证、审批、实施，到一座座桥梁拔地而起，一条条铁路通达东西南北，变成一个个伟大工程项目时，作为参与者的豪迈心情大家可以感同身受。

这些项目的建设构建了中国经济的骨架，这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青藏铁路的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的实施具有史诗般的意义。西气东输被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誉为拉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在中国大地上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筆。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洋山深水港的建设都极具战略谋划和决策。

作为行业，我选择了国家石油储备，全国电网，城市轨道交通，天然气，钢铁、船舶、汽车、新能源、核电等几个崛起的大产业作为代表性产业，把这些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和产业发展记录下来，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故事，叫千人糕，讲的是一个小朋友到外婆家去做客，外婆说要给他做千人糕吃，可是端上来的却是一块普通的糕。外婆向他解释，从农民在田里种庄稼，要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到运到面粉厂去加工成面粉，再从商店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还需要有燃料，又需要有成百上千的人提供能源和其他服务，所以当一块小小的糕端到餐桌上来之前，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为他付出了劳动。

一块小小的糕都如此，更何况一个重大工程项目了。一个重大工程项目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每个人只是参与了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个阶段的工作，即便是同一个工程项目，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我对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描述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我只是触摸到了，看到了大象的某一个部分。一个重大工程从谋划到决策，到实施，千千万万的人为他付出了努力。例如我最近看到李鹏总理回忆录讲到他到土库曼斯坦访问，当时就提到土中气管道，温家宝总理日记提到1984年作为第一批专家首访就是土库曼斯坦。我还听说江泽民主席为哈萨克斯坦项目，两次约见哈驻我国大使，推动中哈能源合作项目。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构想。

从20年前开始，我国几代领导人就持续推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这些情况我作为后来人也不全了解，我讲述的只是一个时间段、一个方面的事情。记录下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争论、比较、决策和实施，也是记录科学决策的过程，可以让今后的实践来检验。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会使我想起几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自领导、关怀和信任，他们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情怀和担当，他们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包括在外人看来“铁面宰相“朱镕基总理，尽管他会不留情面地批评，但我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畅所欲言发表意见看法。吴邦国同志则平易近人，宽厚如邻家友人，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是我人生中最宽松、民主氛围最浓、工作最紧张愉快的时期。

我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曾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知悉我生病后亲笔给我写了一封深情的长信，信中写道：“退休后分别已五年了，经常想念你和那难忘的岁月。我们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深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而自豪。”，使我十分感动。

在宣布我退休的第二天，习近平主席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是与能源工作强有力的保障分不开的，其中也包含着你的辛勤劳动。希望你今后继续关心能源工作，为我国能源事业科学发展献计献策。”。

我在国家发改委系统工作的近40年，先后在宋平、姚依林、邹家华、陈锦华、曾培炎、马凯、张平等主任领导下，或担任司局长，多数时间担任副主任，作为他们的副手工作，他们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工作中放手使用，以“不唯书，要唯实”的传统，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了科学民主的氛围。能在这么多优秀的领导下工作实乃人生之大幸。

当我写下这些回忆文章的时候，成千上万和我共事的同事，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浮现在我的眼前。中国人民是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们使我感动，使我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敬意。是他们的奉献创造了伟业，创造了历史。

当我完成这本书稿时，我对我的老伴李之琪也要深深地表示感谢，几十年来她默默无闻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从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的年代走来，到今天市场极大丰富，所以用“筚路蓝缕”作为书名我想是十分恰当的。

为完成书稿，冶金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新创、张明等在汇总编辑上提供了帮助，在此也一并感谢。

NO.2 节选 |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经验

近年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上层建筑必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能源管理体制需要不断深化改革，逐步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素，以适应发展了的经济基础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深化的能源管理体制对促进能源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电力和铁路、民航、通讯曾被称为四个垄断性行业，它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力部演变成政企不分、厂网不分的国家电力总公司。2002年起实施了对电力体制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内容是进行了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和主辅分开。电力体制改革涉及面广，争论也多。对于历经争论、几易其稿的电力改革最后形成“共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作为这一改革的参与者，回顾总结改革方案的形成过程，对能源领域的其他改革，乃至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有借鉴意义。任何一个改革都不是理想化的，都需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进行调整、完善，改革是不断深化的过程。2002年进行电力体制改革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电力工业飞速发展，装机容量从2001年的3.386亿千瓦增加到2012年的11.44亿千瓦，赶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电力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电网从六大区域电网基本互不相联到形成包括西藏和海南岛在内的全国联网。但毋庸讳言，对电力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仍争议不断。也有人认为电力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甚至认为不成功。在更广泛的油气、煤炭、新能源领域要求价格和审批制度的改革呼声也很高。另一方面国际国内的能源事务发生着重大变化，国际上也在研究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借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某些做法。针对社会上对电力体制改革的种种议论和看法，我在本文中也提出了评判一项改革和一项制度正确与否的标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准则，充分肯定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过程，兼顾推进改革和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改革的做法。

本章节还记述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形成的过程与经验启示，由于篇幅原因，这里暂不做分享。

NO.3 节选 | 打造“风电三峡”

近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暖问题,更加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我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国务院审议通过并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国家发改委通过开展风力资源普查、开展大型风力田特许权招标,推进风电设备国产化,出台风电价格政策等一系列措施推进风电事业发展,取得了成效,风电建设速度明显加快。2006年底累计风电装机267万千瓦,到2007年底累计达到605万千瓦,在建风电420万千瓦,仅2007年投产340万千瓦,比过去累计的还要多。目前,我国风电规模在世界排名第五,但与排名第一的德国装机2062万千瓦相比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2005年首批招标的10万千瓦以上风电场已相继建成投产,国内已有40多家风力设备制造厂和一批风电设备配套企业,形成国有、民营、外资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比较成规模的制造厂家有大连重工的华锐,新疆金风,东方电机厂,目前有的企业手持订单1.5兆瓦风机在1000台以上,初步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国际知名的风电设备制造厂家丹麦的维斯塔斯,歌米飒和美国 GE等都在中国开办了独资企业。内资与外资企业占国内市场份额各约50%。风机设备中除了轴承、变频器现在还主要依赖进口外,其余部件都能立足于国内生产。我国已具备了加快风力发电建设的条件,正在蓄势待发。

社会上有些呼声,要求完全放开风电建设,不加干预。但我国风电尚属起步,产业竞争能力处于弱势,过去20年的经历表明,政府不加引导、扶持、保护,中国的风电市场成了外国设备的一统天下,近几年采取了相应政策措施,风电事业才快速发展起来,争回了约一半的市场份额。政府在风电资源普查,大型风电场布局,扶持设备国产化方面还需发挥作用。再过几年,国内风电产业体质增强了,相当于人从幼年到了青壮年,政府可以完全放开审批。

最近,我先后参观了江苏南通如东龙源公司20万千瓦风电场,内蒙古华电等公司辉腾锡勒34万千瓦风电场和甘肃玉门新源公司10万千瓦风电场。在江苏南通遇到了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他说从南通如东往北直到连云港连绵几百公里沿海都是滩涂,涨潮时看似一片汪洋,退潮时露出10-20公里的潮汐带,在这一带建海上风电场不占土地,可建超过1000万千瓦风电场,相当于三峡的装机容量,堪称“海上三峡”,却没有三峡百万移民的负担,也不消耗水资源。目前我们已在南通、灌云、盐城沿海一线部署了三峡总公司、广东核电,国电龙源等多家公司近百万千瓦风电场。在玉门附近的10万千瓦风电场,100多台风机分布于道路两侧,建于寸草不长的戈壁荒地。甘肃省已规划了六大片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的风电场,又是一个“风电三峡”。有条件建设千万千瓦风电场的还有张家口沿鄂尔多斯,赤峰到辽宁,吉林西部一线。内蒙古已累计建成了百万千瓦风电场。我国幅员辽阔,风力资源远比德国丰富,完全有条件建设+规模的风力发电。

发展风电还有扶贫的作用。一般风大的地方,农业生产条件都比较差,绝大多数都是贫困县。我到内蒙古辉腾锡勒参加内蒙古风电装机百万千瓦庆典时了解到,一个风电塔1.5兆瓦,现行政策是减半征收增值税,即8.5%增值税率,按年发电2000小时计算,一年可缴12万元增值税。形象点讲,风叶转一圈五毛钱,立一个杆收税12万元,这对一个寸草不生的戈壁来讲是一个不菲的收入。现行的政策既要鼓励风电的发展,给予税收的优惠,又不能全部免除税收,使地方无利可图,影响支持风电的积极性,免除农业税后,地方财力如何维持?只有靠转移支付。如果地方政府能有资本金参与风电入股,每年分红,可以有稳定的财政收人。在德国,风电发展是比较快的,很多田野中的风机是农民投资的,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拿不出资本金来参与风电建设。如果在风电中能给地方一些增收的政策,可以增加这些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也可大大调动地方政府支持建设风电的积极性.如果一个县有100万千瓦风电装机,一年发电2000小时,能发20亿度电。每度电0.50元,售电收入是10亿元,按8.5%增值税可收8500万元税,再辅助一些增收政策,对一个县财政是笔不菲的收入。

今冬不少省由于电煤紧张,出现供电紧张,这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尽管我们年生产25.5亿吨煤,电煤仍是脆弱的平衡。继续增加煤炭产量面临资源、环境,运输等的制约,所以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核电和风电比重已迫在眉睫。我们应迅速下决心,行动起来,精心组织,建设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三个千万千瓦级大风场,建设“风电三峡”。

上文原载2008年2月4日《人民日报》

NO.4 节选 | 风力发电功莫大焉

谈到风电,现在舆论关注的多是“弃风”问题。作为不消耗自然资源,不产生排放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不能充分有效利用,的确可惜。造成“弃风”的原因很多,但电力供应出现了供大于求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深入了解,岂止是“弃风”,“弃水”甚至是“弃核”的电量比“弃风”还多。以四川水电为例:在电力供应紧张的2006—2011年间基本没有“弃水”,而从2012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装机容量增加,电力供应出现供大于求,“弃水”逐年增加。到2016年仅四川省“弃水”就达300亿千瓦时,云南省2016年“弃水”也有300亿千瓦时,两省“弃水”远远超过全国“弃风”电量。现在很少有人说“弃煤”,其实“弃煤”更加严重。因为煤电在设计时是以年发电5500小时作为基准值的，在电力短缺时年发电6000小时以上也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煤电年发电只有4000多小时，差不多有20%的能力放空,这不是严重的“弃煤”吗?所以,观察电力行业,现在没有不弃的电了,这不是风电独有的现象,所以我说“弃风”的最大原因是电力过剩。电力不是那么短缺了,所以在调度分配时要照顾到各种发电方式,在调度看来手心手背都是肉”,有限的电力市场·蛋糕”要分配给各种发电方式的电厂,“弃风”自然也不可避免了。

其实就全国而言,风力发电量仅占不到4%,消化这点电量应该不成问题,风电比例比我国4%高的欧洲国家不少,达到20%-30%的都有,电网高抬贵手就解决了。但电网企业会说局部地区风电比例高,又不可调,送出不畅。那就要找找为什么输配能力滞后以及储能能力没有的问题了。我们讲智能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如果连家里面的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岂不成了讽刺? 储能能力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不协调、滞后,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应尽快制定储能电力价格政策,做好在主要“弃风”地区的储能能力建设规划。作为自然垄断行业的电网公司有责任解决清洁能源的消纳问题,应该从丰厚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钱去建储能设施,不能认为电网公司只管输配电,储能不是我的事。由于没有储能设施导致弃电和没有输电线路道理是一样的。有钱建输电线路就应该拿钱建储能设施,作为垄断行业应该有这个责任,这个观念应该树立起来。

我之所以谈“弃风”问题,不仅是因为舆论在谈“弃风”时批评风电发展多了、发展快了,连政府主管部门都出了限批政策,好像发展风电犯了什么错。有人就质疑为什么不限批同样弃电的其他发电方式?其实,发展风电,功莫大焉。

我们可以和各种发电方式作个比较。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一分为二,世界上任何事物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就拿发电方式来说,有哪一种发电方式没有问题和缺点?煤电自不待言,不仅发电时的温室气体排放,煤炭生产过程中的矿难,一直是最危险的生产行业。百万吨死亡率夺去了多少矿工生命?2004年煤矿矿难死亡6027人,百万吨死亡率超过3人,相当于为供应电煤死了3000人。经过治理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一定比例,2014年还死亡937人。煤炭生产过程中的低浓度瓦斯大部分仍然排放在空中,这是比二氧化碳厉害多少倍的温室气体。煤炭采掘造成的地面沉陷,光是我亲眼目睹并花大钱治理的抚顺采煤区,就迫使抚顺挖掘机厂和抚顺电瓷厂以及居民区搬迁,国家为此买单。两淮煤矿造成的地面沉降使相当一部分耕地变成了水泡子。如果将风电与煤电作一比较,风电不存在上述问题,没有温室气体排放。再看水电,一直以来受到诟病的是移民搬迁。三峡建设争议不断。会不会造成生态变化和鱼类洄游,甚至会不会诱发地震,一直都是争论的问题。三峡移民100万人,三峡主体工程投资可能达1800亿元,相关移民等全部投资可能超过4000亿元,2016年三峡发电量935亿千瓦时。而悄然崛起的风电,没有移民,去年发电2510亿千瓦时,相当于建了两个半三峡。你说这功劳大不大?这点“弃风”和成绩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比西南“弃水”少多了。风力发电与“弃风”问题成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再与核电比较。我国核电从1970年开始筹备,1981年开始建第一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历经40年的发展,去年发电量21329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3.5%。而风力发电才20年的历史,去年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38%,超过核电。为发展核电,从上游铀矿勘查开采,浓缩,燃料棒制作和复杂庞大的核电设备制造,国家作了大量投入,至今核废料的处理存放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而风电主要靠民间社会力量,国家投入比核电少多了,又没有污染之虞。核电现在也有“弃核”,大连红沿河核电站至少有一台机组不能正常发电,弃电量比全国“弃风”大多了。

这样一比较,风力发电比起煤电、水电、核电环保得多,不消耗自然资源，不移民,基本不占耕地(主要占荒漠和水域)发展风电何乐而不为!

20世纪90年代我国风电起步时,电价低的0.80元/度,高的2.50元/度,现在风电经过竟争,四类风区电价,低的0.50元/度,高的0.60元/度,和化石能源电价已经非常接近。最近风电价格又下调至0.40-0.50元/度,如果政策对头,不“弃风”,和化石能源同价已经有可能。

不仅如此,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所使用风机几乎全部靠进口,而现在90%的风机实现了国产化,推动了就业,还大踏步走向了国际市场。最近金风科技就出口澳大利亚530兆瓦风力发电机,而核电出口还举步维艰。

对局部地区出现的“弃风”采取行政手段限批,实际还是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如果要控制规模也可以用市场经济手段,减少补贴。成本低技术好的还可以干,成本高承受不了的淘汰出局。还能起到防止产能过剩,避免重蹈某些行业的覆辙,规模不也可以用市场手段降下来吗?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在把套的风用起来上下功夫,到2020年争取风力发电占到全国发电量的6%。

本文原载国家发改委《经济情况与建议》

NO.5 节选 |新能源决策

10年时间，中国风电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产业，跃升到全球较领先的地位。 “一是做大‘蛋糕’，二是引入竞争，三是推行国产化，使得这个行业获得井喷式发展。 ”但在这种井喷式的发展中，也产生了诸如“弃风”、产能过剩、成本偏高、补贴形式、集中开发还是分布式开发等诸多争议。对风电大跃进式发展的担忧、批评、质疑乃至指责，在2009年后绵绵不绝。为总结经验，归纳教训，我们不应回避问题，有必要回顾新能源这10年的决策发展历程。

三大政策引风电爆发性增长

风电在国内的应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一直到“十一五”期间才迎来爆发性的增长。风电不是这几年才有的。在我还没有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前，我的前任副主任叶青，即后来神华集团的董事长，我曾经陪他去美国考察，那时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飞机在加利福尼亚降落时，我们看到沿海的山包包上成片都是风机。

新能源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起步。 20世纪90年代时，现在的国家能源局前身是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基础产业司里面就有一个处，名叫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处。这个处的职能就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新能源。当时世界银行给了一笔钱，专门设置了一个办公室来推广风能、太阳能，叫世界银行可再生能源贷款办公室。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处当时还选择了洛阳拖拉机厂、西安飞机制造厂等厂家来生产风力发电设备，但后来都未成气候。当时，风电确实一直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 1999年，我接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也分管能源。整个国家的风电装机容量到2000年还不到40万千瓦，而且这40万千瓦的设备基本上是从国外购买的，主要是Vestas和GE的设备。

2003年以后，以风力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确实迎来了爆发性发展，原因多种多样。从大形势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新能源这个绿色发展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中国也是如此。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程度逐步加强，公众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这给可再生能源推广提供了很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我上任之后觉得很困惑，风力发电怎么就推广不起来？后来了解到，风力发电非常贵，电价最便宜也要八毛钱一度，有一些甚至到两块钱左右一度，这么贵的电自然没有多少人愿意使用。

一开始我很不理解，风力资源又不需要钱去买，怎么成本会比燃煤电厂还要高？原来，主要成本在设备上，每千瓦风电设备的价格要比火力发电高很多，而且设备投资有部分是贷款，虽然风力本身不用钱，但还本付息、设备折旧等财务费用是主要成本，所以风电价格非常昂贵。于是，我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把“蛋糕”做大。那么贵就要想办法便宜一点。怎样才能便宜？就是把“蛋糕”做大，把成本摊薄。如果只有三五台机器，没有规模化生产，成本就降不下来。如果是每个厂家做几百台、上千台，成本就摊薄了，企业也有积极性了。

第二，推进国产化。为什么一开始那么贵？因为自己不会做。我们一开始调研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中间商。之前和叶青同志去美国，就遇到两个华人兄弟做这样的生意。他们把美国风机推销到中国。据说，卖掉一台风机的回扣是20万元。设备价格就是这样被推高的。如果我们可以自己解决设备的问题，国产化了，价格就会降下来。

第三，引入竞争。过去风电开发商之间没有竞争，某个地方有风，政府想建风电场，有开发商愿意投资，这个项目就让他来做，做起来后到政府去跑，让物价部门批电价，有的批到1.5元/度甚至2元/度。投资者当然希望价格部门批的电价高。因为电价越高这样便越能赚钱。当时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投资者、业主的。后来，我认为这要改变一下，不能由政府指定谁来当投资者，有意愿投资风电的可以竞争，开展特许权招标。政府提供风力资源数据给投资者，投资商自己报价竞争，可以做到一度电多少钱。这样就有竞争了，有三五家可能都想做这件事情，有人报六毛钱一度，有人报五毛五一度，还有报五毛钱一度的，那我就可以让报五毛钱一度的做。

通过这三个办法，我们把造价降下来，每度电的价格也就下来了。

特许权招标争论

特许权招标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论。原本电价都是由物价部门根据成本和适当利润来核定。他们还是希望这样做，不希望来招标，说招标之后就会恶性竞争，使得风力发电企业无钱可赚，会影响风电投资商的积极性，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还有的说国有企业可以不顾成本恶意压低价格竞争，把民营企业挤出去。这是他们认为特许权招标的问题所在。另外，他们还提出一个恶意报价的问题。因为你报五毛，为了战胜你我就报四毛，实际上四毛是亏本，做不了，这就影响大家投资风电的积极性，使得招标正常的价格扭曲了等等。当时是有这么一些反对的理由。

他们说的这些情况会不会发生？会，有时候招标可能确实会发生恶性竞争。但我们可以像裁判打分一样，为了避免不公平，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加权一下，大体上还是可以反映真实水平。另外，即便有人恶性竞争，故意亏本，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次可以，两次、三次能总是亏本吗？也有人指责说，民营企业肯定会退出，因为亏不起，国有企业可以不计成本去竞争。实际上这也不对。不要以为国有企业永远赔本也会做。企业可能搞一次恶性竞争，但不可能次次恶性竞争。

为什么会有特许权招标这个概念呢？过去我担任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个时候也是通过招标来确定管道钢的供应商。我们那时也推行国产化，国内可以造的就有宝钢、鞍钢、武钢等几个大钢铁公司。这个时候有韩国企业过来，报价比国内企业都低。国内很多钢铁厂就过来抱怨，说他们是恶性竞争。如此低价就是倾销，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倾销概念。作为业主单位，中石油的负责同志来找我。他说，张主任您看怎么办，我们应该让谁中标？那个时候我也很为难，国内钢铁企业反映韩国人是恶性竞争，但业主单位的利益导向是谁便宜就买谁的。那好吧，第一次就让韩国人中标。韩国人确实是恶性竞争，以低于成本价来倾销，但第二次招标，韩国那个投标人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做了一桩赔本买卖。第二次招标的时候，就都是中国企业中标。

通过这个经验来看，我认为风电特许权招标道理也是一样，即使有人恶性竞争、乱报价，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持久。类似的事件在第一批风电特许权招标的过程中也发生过。 2003年，我们在江苏如东搞第一批风电特许权招标。那个时候我在外地出差，现在的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当时是处长，他给我打电话说： “张主任，有一个华睿集团公司，是一个民营企业，他只报三毛八一度电，所有参加投标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他就报了三毛八，别人都报五毛钱，怎么办？我们到底应该让谁中标？ ”

按照招标规则，他报最低就应该让他中标，但所有人认为三毛八是不可能的。这就难住我了。我只能说，你就让他中标吧。我知道确实是虚假的，他肯定做不下去。后来证实他确实做不下去，施工进程一直进展非常缓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以后，第二次就很难再发生了。我们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也是要不断修正和总结经验，不时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发生，但正常的企业不可能永远做赔本生意，通过竞争还是可以促进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技术。我始终坚信应该引入竞争，这比政府官员人为定价更加科学一些。

用我的话来总结，这叫作通过竞争招标来发现价格。在某一个地区通过几次招标，通过几次修正——就好像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慢慢就可以发现一个真实价格，在什么水平上是合理的。现在看来大概就是在五毛到六毛之间，这个价位是比较适当的，既不暴利，也不亏本。

可是，主张由政府定价的物价部门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老是批评特许权招标不好，后来我也妥协了。现在通过招标发现了合理价位，形成四类地区标杆电价，把风力资源条件差不多的地区确定一个标杆电价，那我们就不招标了，按照前几次招标的大概数据来定。现在全国分成四类地区，0.51元、0.52元、0.57元、0.61元。你要在某个地方建风电场，就依据这个地区的电价。

虽然现在又回到了按照每个地区的资源来核定电价，但这个过程是通过竞争来发现价格的，在这个过程中迅速把风电成本降低了，从最高0.8元甚至2元，降到现在大体上在0.5元到0.6元之间。

有人说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赚不了钱都退出了。实践证明不是这样。不久前还有一个民营企业来找我，希望我做工作让能源局批准他们的风电项目。我为这个事也专门问过风力发电的主要投资商，我说你们到底是赔本还是赚钱？龙源公司去年就赚了30亿元。 2014年春节我还碰到中广核董事长贺禹，他说中广核搞风电也是赚钱的，还有河北建投也是这样。所以并不是有些人所想的那样，国有企业不计成本恶性竞争，如果都不赚钱不可能永远生存下去。

国产化带动了一大批企业的发展

当年，有几个搞空气动力学的院士，在推动国产化的过程中运用他们的技术和学识在保定成立中航惠腾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自己下海做风电叶片。还有一个新材料公司，是由建材局派生出来的，就利用他们做玻璃钢的优势，在江苏连云港搞玻璃钢叶片。风机齿轮箱原来也没有人会做，因为技术很复杂，只有重庆齿轮厂利用在生产舰船齿轮箱时形成的能力生产一些。我就想到大连重机厂和南京高速齿轮箱厂，算是我鼓动他们的。我说风力发电将迎来很好的时期，如果你们参与进去，会发现这是很好的市场。我给他们宣传过，但最后还是他们自己下决心要做。一开始比较保守，说做一千台。我说一千台太少了，起码做两三千台。南京高速齿轮箱厂转制成股份制公司，“文化大革命”后期搞过川气出川工程。四川丰富的天然气可以输出来搞燃气发电，所以就搞了齿轮箱厂。这个齿轮箱厂是为燃气轮机配齿轮箱，后来没有多少任务，就转到搞水泥和船用变速箱，再后来就做风电变速箱了。我去那个厂里考察时跟他们的领导说，如果现在搞风电，起码能有5年到10年饭吃。后来他们做了。

齿轮箱有了之后轴承还不会做，都是进口。那时我主持振兴东北，当地有瓦房店轴承厂。这是一个老国企，原来做普通轴承，但现在要跟民营企业竞争，需要新产品。我说民营企业现在做不了的就是风力发电机那种大的转盘轴承，于是他们也开始做起来了。还有佳木斯电机厂，过去搞防爆电机，我介绍他们搞风力发电机。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部件不能国产化，但一个产业从完全不能国产化到相当部分国产化的过程，不但把配套都做了上去，还带动起一大批企业的成长。

补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初期阶段，有不少国家都会对行业给予补贴，也有不少人呼吁我国政府给予补贴。但我认为补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以，我所提到的这些政策当中，没有特别强调给予补贴。

一次实质性补贴是当时我们从财政部要来一些钱，大概是八千万元，全部给了气象局，让气象局测风，提供全国气象资料。另外一项是支持包括风电在内的科研。那时候，我跟财政部要了一些钱，一共2亿元，但不是全给风电，而是拿来搞能源重点实验室，其中也包括风力发电的国家实验室和海上风力发电实验室。这2亿元是用在实验室的科研设施，也算一项补贴。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仍然在执行的电价补贴。现在风电最低就是五毛，最贵的六毛一，大概就这个范围。如果火力发电上网电价四毛五，风力发电五毛五，相差一毛钱，这个差价部分就由国家用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可再生能源基金哪里来？每度电征收八厘钱。全国人民每度电交八厘钱。有一些也不交，比如说自备电厂、农村小水电这些都不交。余下所有大电厂每度电八厘钱，每年可以收集两百亿元，用于补助可再生能源。但对这种补贴方法我还是有一些担忧，如果将来规模越大，补贴就要越多，八厘钱就不够了。

可以这样说，在风电行业成长过程中，国家实质性的财政补贴其实并不多，主要是通过行业发展前景和政策的引导来推动产业发展。

新能源是一个新概念、好概念，不仅我们能源局、发改委愿意对风电给予支持，包括财政部、科技部也愿意作一些贡献。财政部曾经出台一个政策，对于1.5兆瓦以上前50台国产化风机，每千瓦补助600块钱。财政部曾就这个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当时我不同意。我说这样补贴有一点不公平，有一些补贴到了，有一些没有补贴到，莫如用来支持风电科研。但财政部政策照样执行，给前50台每千瓦补贴600块钱，一共累计补贴了两亿元人民币。后来这件事被美国人抓住了，美国人就指责中国政府给补贴，对我们进行类似“双反”的调查。我知道这事后，就提出来要跟美国人进行一次视频对话，大家来讨论。因为美国对新能源补贴比我们多很多，在网站上都能查到各个州出台的新能源补贴政策，简直多如牛毛，他们没有理由反过来指责我们。美国人同意了，但他们不允许让媒体参加，只能是官员跟官员对话，参与的部门是美国能源部、商务部等部门。美国能源部其实担心跟我们产生矛盾，一再跟我们解释，这是商务部搞的，能源部只是陪衬。我们这边牵头人是我，我当时是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发改委分管能源的副主任。

我还故意为难了他们一下，说要找媒体。我说，你们美国人不是主张透明吗？但真的要搞透明了，你就怕了，用中国的成语来讲，就是叶公好龙。他们的理由是，媒体在场可能使这个问题更加难解决，只会不断炒作这件事情。对话一开始美方就问，我现在想请中方朋友确认一下，你们那边是不是没有媒体。我说可以确认没有媒体。对话中我把美国各种补贴列举出来，两边对来对去，美国人没有真正站得住脚的证据，最后抓住当时财政部给前50台1.5兆瓦以上国产化风机每千瓦600元补助这一条。后来中美商贸联委会在杭州召开，王岐山同志领衔，美方带队的是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他当时的身份是商务部部长。我们事先研判，他肯定会提风电补贴这个问题。

后来我向王岐山同志建议，如果他提这件事情，我们就主动说取消这项补贴。经与参加联委会的各个部门沟通，财政部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到了杭州开会的时候，果然骆家辉提出这个问题。王岐山同志就说，好吧，我们主动取消。骆就没有话好讲了，只能说我们非常高兴这次会谈非常有成果。后来美国针对中国的风电“双反”调查也没有搞起来。

一个行业在初期发展阶段国家应该给予支持，但这种支持最好放在科研或者税收上。其实美国也是这样，他们对风电的支持政策放在税收方面，不收税或者少收税，用税收优惠这种方式进行补贴，而不是直接给资金。如果直接给财政补贴，将来发展的规模越大，补贴的规模就越大，到一定程度财政也无法承受。所以我主张风电行业还是要走提高竞争力、提高科研水平、降低成本的发展之路。还有一点，就是把“蛋糕”做大，完全靠国家补贴是长久不了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理念。

对我这样的发展理念，各相关方看法并不一致。管物价的部门就不同意招标办法，他们认为还是政府通过成本加适当利润核定一个价格最好。我不同意，我是发改委副主任，我不直接管物价，但也是他们的领导，他们也不好意思公开跟我顶，所以还是同意了，但他们实际上一直有保留意见。我不管了以后，他们就恢复按区域来，不再竞争。

我的这一观点在推行过程中遭受过比较大的阻力，有一些关键节点让我在推行过程中感觉比较吃力。当时有一些利益诉求方通过媒体反映他们的心声，说我这种办法不科学。前面讲到，有人认为招标可能会引起恶性竞争，国有企业不计成本，民营企业没有办法进来，而且无钱可赚，将来风电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舆论很多。但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这几年恰恰风力发电得到了大发展。这就印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单凭某些人脑瓜子想象。

我们原来还有一条政策，为了鼓励国产化，在招标中有一个打分条件，国产化率75％，达到75％就可以加分，没有75％就不行，这一条美国人也是抓住我们的。后来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三五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判断即使取消这一条，中国企业也应该有能力和国外同类企业同台竞争，国家不可能永远采取保护政策。所以杭州中美商贸联委会以后，我们就取消了这条，美国人手中的把柄也没有了。

之前还有一个运营资质的说法，招标时要求企业在中国境内要有100台以上的运营业绩，后来我们也承认投标企业在国外的运行业绩。美国后来也拿这一条卡我们，说中国风电设备要出口到美国，就要求中国公司在美国本土有100台以上的运营业绩。我就说了，当年你用这个问题指责我们，现在我们取消了，反倒你用起这一条来。我们要求美国应该承认厂商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的业绩，不仅在美国本土有这个业绩才可以。所以这里面有着种种博弈。

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

从新能源发展至今的历程来看，无论是风电还是光伏的崛起都与地方的发展密切相关。新能源行业和地方政府这些年之间的关系也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问题。原本，地方政府对发展新能源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因为很多搞风电的地方往往都是寸草不生，单位面积的土地是没有什么收入的，但发展风电可以获得一些税收，得到一些收益，所以地方政府是支持的。后来财政部出台一个政策，叫作设备抵扣，出发点是好的，为了鼓励大家投资风电，投资风电买设备的资金可以在未来缴的税中抵扣。这个措施乍一听是支持风电发展，作为风电投资商肯定高兴，减轻了税务负担。但地方政府税收利益受到影响，它很多年内没有税收了啊。失去税收之后，地方政府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叫你过来搞，我可以拿到什么好处？现在，我没有好处，税收都没有了。地方政府该怎么办？只能强迫企业在当地建厂。比方说，某某市有风力资源，可以建风电场，但是政府要求必须用在这个市生产的风力发电机，所以逼迫着这些风机制造商都在当地建厂。很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地方政府的问题，背后原因就是税收。

关于可再生能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以看看现在的光伏行业。像赛维、尚德这样的公司都曾经是太阳能行业的佼佼者，事实上，从国家发改委到国家能源局都没有给这些企业太多实惠。在我当国家能源局局长的时候，国家财政是没有给他们补助的。但地方政府认为这些公司对地方经济拉动比较大，所以难免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政策。这些曾经的佼佼者大多数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享受了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现在又由于过剩和国外市场保护主义对我们的挤压，正在经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

我也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更多要依靠市场力量。在起步阶段，政府一点不给政策、不给鼓励也是不对的，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提升自身竞争力，这样才能长久地维持旺盛的生命力。

在目前的发展形势下，现行的补贴机制或者更宏观的整个支持政策也到了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时候。企业往往一方面反对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给更多补贴。从长远来看，给他们补贴相当于让他们吃药，一旦停药就没有抵抗能力。我并不主张长期给补贴，而是主张政府把“蛋糕”做大。把“蛋糕”做大可能比给补贴更有效，而真正的财政补贴应该要补在科研上。

可再生能源基金也是，将来规模做大了肯定补不了那么多，到时可能每度电收一分钱也不够了。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要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把成本降下来，降到跟化石能源有可比性的程度，这个未来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在问题是，采取人为定价办法，束缚了继续降成本的积极性。你定好了每度电六毛一，确实省事，企业也有得赚，但就没有动力去追求更低的成本。我觉得还是应该招标竞争，这样企业才有动力进一步研究新技术。

关键症结在输电线路审批滞后

《可再生能源法》实施这些年来经常遭遇无法有效执行的尴尬。有人认为，其中“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一条应该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可再生能源法》草拟时，正好是我管能源局的时候，批准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个过程中，我多次率队去人大汇报。人大代表们不仅听取我关于《可再生能源法》的介绍，同时还聘请一些法律专家对《可再生能源法》的草案不断完善。

其中“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这一条，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存在的。相比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还很弱小，这样的保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比例只是百分之一点几，不到2％的量，我们是有能力收购这一点电量的，我认为这不应该存在争议。全国2013年4.95万亿千瓦时的电，风力发电也就只有1004亿千瓦时，只占2％。

全额收购本来是不存在问题的，为什么现在变成大问题呢？就因为“弃风”。据有关方面数据，2013年“弃风”大概200亿千瓦时，主要在东北地区和内蒙古。造成“弃风”的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这些地方风电发展相对比较集中，虽然放在全国不算多，但在局部地区可能高达20％—30％。到了冬季矛盾就更加突出，因为冬季恰恰是风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多发风电。但这个时候必须供暖，北方地区首先要保证供热机组开起来，如果风、火发电产生矛盾，电消耗不了的时候，必须停风电，让供热机组优先。调度顺序是供热机组排在第一位，风电要让路，所以就产生“弃风”了。但如果全国能够联网，能够把电送出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

冬天，内蒙古人民要取暖，就让供热机组发，同时风电也可以发，通过输变电线路送往江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现在问题是，输变电线路没有，弄不过来，那板子该打在谁头上？

从表面现象来看，大家怪电网公司，你没有把电网建起来。但电网公司不同意，说责任在国家能源局迟迟不批电网规划，不批怎么建？为什么不批呢？还是在于特高压之争，有人赞成特高压，有人不赞成特高压。还有人反对接入华东电网，说你送到华东就把华北电网和华东电网变成同步电网，只同意送到山东，那就还在华北电网里面。但电网公司坚持一定要送到华东，争论不休，没有人拍板。谁也拍不了这个板，只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有争论是很正常的，中国哪个大工程没有争论？三峡还不是有争论？高铁也有争论，而且现在还在争论。但是不是就长时间、无休止地争论下去？锡林浩特到南京的输变电线路到今天为止仍没有决策。接下来就不仅是风电弃200亿度电了，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2014年也要弃200亿度水电。 2014年已经开始发电，但输变电线路还没有建好，要滞后一至一年半。输变电线路建设滞后的主要问题就是审批滞后。五年都过去一半了，最重要的电网“十二五”规划到现在还没有批。为什么没有批？就是老在那里争论。这样无休止地争论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一方面担忧着雾霾天气，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却要放弃400亿度电。 1004亿度是风力发电的电，而全国的发电量是4.95万亿度电，风电比例只有2％，所以在全国范围消纳这一点风电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局部地区消纳不了。如果有输变电线路把它送出来，送到负荷中心，这一点电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一届政府肯定来不及批了。下一届政府上来以后是马上就能批，还是等领导人熟悉之后再批，不得而知。但是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可扭转。 2013年清洁能源要弃400亿度电，200亿度风电加上200亿度水电。水电主要是金沙江的，溪洛渡、向家坝这两条线路，要推后一年半建成，这个数字还有人说不要嚷嚷。其实，今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所以说，全额收购的保障性条款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审批的滞后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送不到需要的地方去。《可再生能源法》最根本的宗旨就是鼓励可再生能源，要为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创造一个法律环境，要把这个行业的发展提到法律层面予以保护。全额收购就是一种硬性保护措施，应该要严格遵守，但现实是我们没办法严格遵守，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因为很多工作没有做到。

当时起草《可再生能源法》也借鉴了世界各国已有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其中“全额收购”也是在其他国家推广可再生能源当中所奉行的一项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有另外一项政策，就是规定能源公司有义务至少发展一定百分比的可再生能源。比如说火力发电企业，过去全部都是烧煤，但现在有义务至少要上3％—5％的新能源。

最初制定《可再生能源法》时借鉴这一条，也是强制性的，要求电力企业至少有义务发展3％—5％的可再生能源。但这一条后来在人大汇报的时候，人大聘请的法律专家不同意，说如果有需要你们可以发布行政命令文件予以规定，但不写在法律里，所以被拿掉了。当时是我去现场答辩的，但法律专家就是不同意，后来行政文件上也没有发布这项规定。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强制性，让电力企业一定要搞百分之几的新能源，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很遗憾的。

NO.6 节选 | 再为风电鼓与呼

风电遇到的问题,不是风电本身发展过快,而是电网企业拖了后腿。国家应该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依据,要求电网公司全额收购可再生发电,而不是限批风电。

最近社会上对风电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说得最多的就是“弃风”问题,意思是发出了电却并不了网。说得多了,好像听起来风电的负面消息比正面的还要多,那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倒过来了—九个指头是问题,一个指头是成绩。但综合这几年风电发展的成就可以看出,风电九个指头是成绩,一个指头是问题。

风电成就巨大

2011年,中国风力发电量达到706亿千瓦时,接近核电全年发电的874亿千瓦时。以平均每千瓦时耗煤330克计算,相当于少烧230万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8000万吨以上,总装机规模达到5258万千瓦,六年年均增速87%,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2012年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量达502亿千瓦时,第一次超过了核电发电量的472亿千瓦时。如果考虑到风电不像火电、核电那样耗水,特别适合在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干旱少水多风的区域建设,优点更为明显。

当然,风电在迅速发展中不是没有问题,受到最多指责的是“弃风”问题,特别是内蒙古和东北的冬季“弃风”达到16%-20%,因此往往受到媒体的诟病。还有就是酒泉的一次脱网事故让400多万千瓦的风机全停了下来,一台一台做低电压穿越检验,历时接近一年,本来迅速发展的河西走廊风电一下跌入低谷,风机制造企业成品、在制品占压资金200多亿元。

有的时候对风电的批评声音甚至要大于肯定的声音,似乎是发展风电问题成了堆,以致影响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于是对“弃风”地区紧批、限批政策陆续出台。但是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2003年之前我国风电只有40多万千瓦,风机设备几乎全靠进口,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跃居世界首位,建立起完整的风电工业体系,以至外国人惊呼,一个国家建立起完整的行业体系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而中国在不到十年就办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比较核电,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历时40年,一年发电才不到900亿千瓦时,从铀矿的勘探、采矿、提纯,到庞大的核电设备制造体系,核电站的建设,投入之巨,风电难以望其项背,而且至今还未解决核废料的处理、储存问题。这样比较,风电成就可谓大焉。

一是风电投入主要靠民间资本,政府没拿多少钱,而核电体系的建立则主要靠政府投入;二是风电每千瓦造价八九千元,而核电每千瓦造价要1.3-1.5万元,风电总投入远小于核电;三是风电是可再生、清洁、无污染排放,核电尚有核废料处理埋藏问题;四是风电不耗水,而火电、核电都需要大量冷却水。这样比较绝不是扬风抑核之意,核电有其特点和需要,我也主张发展核电,但风电这种大自然存在的、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理应优先快快利用才是。

问题与误区

尽管存在问题,但毫无疑问成绩是主要的,可有些人不是看到问题的主流,对出现的问题不是以发展为前提积极去解决,相反用放大镜看存在的问题,遏制了风电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风电不是优质电源,只能在电网中占不超过10%的比否则影响电网安全。这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些人不积极接受风电的托词。美国能源部的研究机构曾对此做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在欧洲风电发达的丹麦、西班牙等国风电站的比重超过了30%，瞬时占的最高比重甚至接近50%。我国蒙西电网4月份风电比重1个月内创造了26.7%、27.1%、27.3%、29.6%、30.5%共五次历史最高水平。2012年4月26日蒙西电网风电上网电量11138万度,风电比例达30.5%,全天电网运行平稳。

目前东北电网风电比重已达12%。就全国范围而言,风电发电量才占总发电量的1.5%,远远谈不上风电比例高了,只能说我们工作还不够。在德国,老百姓一家一户的屋顶太阳能发电尚且可以上网,一个风机比一户太阳能电量要多许多,在中国上网却这么难,这不能怪风电,只能怪电网公司还有思想误区,接受风电工作还不够积极,政策还不到位。

二是风电的外送被电网规划绑架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部是我国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风电比例也相对较高。而且这些地区尚有大片荒漠戈壁适合建风电场且不占可耕地,这些地区往往又是土地贫瘠的贫困区域,对发展风电寄予厚望,例如辽宁的阜新、吉林的白城子、内蒙古的锡林浩特等,但目前受到外送不畅,“弃风”地区限批的影响,风电陷入发展缓慢的状态。北部电力外送本可以实施,现在又受到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争议的影响,五年规划已过半,输电规划还出不来,外送输电线路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三是对存在“弃风”的地区停批、限批风电场。风力资源丰富而电力市场较小的地区,例如内蒙古、东北、西北确实存在“弃风”问题。但如上所述,风力发电量只占全国发电量的15%,比重很小，所以这不是风电发展太快之过,而是输电网发展太慢之过。

如果我们的电网是坚强的,那么这一点点电在全国很快就抹平了,不存在什么波动、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主要问题是电网是强势企业,加上存在特高压输出的争议,国家能源局至今没拿出电网规划,所以只能拿分散的风电投资者开刀,不批他们新建风电场。不难看出,这种政策才是只打蚊子不拍苍蝇。应该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依据,要求电网公司全额收购风电,做不到就应该建网建线路,落实法律的要求。

2012年以来风电事业遇到了很多问题,建设速度放缓,相互之间拖欠严重,订单不足,金风、华锐等几个好的企业也面临亏损。长此下去,一个兴旺发达的事业将会夭折。风电本来是不需要拿到国家层面来批的,当时主要是从扶持保护国产风机角度才把5万千瓦以上风电场拿到国家能源局来批的。现在应该放宽对风电的审批,着重监督电网公司贯彻《可再生能源法》消纳风电,而不是限批风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