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把家从深圳的城中村，搬到了惠州的宽敞新居

我终于把家从深圳的城中村，搬到了惠州的宽敞新居

文/温海宇

2018年8月的最后一天是周五，那天下起了小雨，我晚上下班归来，雨越发大了。我的房子租期到了，约好的货拉拉搬家车早已如期而至。宝安流塘新村的农民房居住环境虽谈不上优越，但相对小区房价格的优势也是客观事实。在深圳普通打工者的群体实在是太大了，流塘新村的农民房注定成为香饽饽完全合情合理。我租住的房子是一房一厅，短短三年房租已经从最初的一千三百元涨到一千八百元了，还不含水电。房东说，一千八算便宜的了，因为你是老租房，否则要更多。即将迎来开学季，在我准备搬家的前几天，到一楼管理处过来询问的租客就络绎不绝，我看到这套房子也被挂了出来，房租竟然达到了二千五百元。

这次搬家注定是风雨兼程。

周末堵车，加上中雨天气，晚上九点多，搬家车辆才到达惠州大亚湾我们居住的小区。我这次终于把家搬进了自己的房子，也完成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的愿望。晚上，收拾妥当，老婆说，但愿这次搬家是最后一次搬家。我说，怎么可能？除非我不在深圳工作了。

我现在只能申请入住公司的集体宿舍。入住公司的宿舍让我心生感激。自从孩子过来读书，老婆就不再上班了，我这个收入不高的打工者竟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庭的预算开销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也不得不精打细算。入住公司宿舍，我每个周末乘车返回惠州大亚湾的居所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比起那些至今还租住在城中村的打工者，我已足够幸运，至少我在深圳的周边还有一个家。

每周末的回家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我乘坐地铁，高铁，滴滴快车或公交汽车，一步一步靠近家门的过程，那种感觉是多么的美妙。我有时安坐在客厅，总有恍惚之感，我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我，我跟这屋子以及屋子里的一切，我的老婆孩子，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十六年前，一个刚从部队退伍的普通战士，我一个人，带着一个行囊，一床褪色的军被，还有我那年刚满二十岁的一颗雄心,风风火火来到了深圳。我怀揣家里仅有的六百块钱出发了。单枪匹马闯特区需要勇气。我没有学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只能从保安员做起。我住进了集体宿舍。那时的我对爱情有着义无反顾的追逐，这追逐中有青涩和害羞，我那时总是特别害羞。那时的我太自不量力了，所谓的爱情也只能注定苍白，毫无结果，任何一位姑娘都不可能跟一个毫无未来的人处对象，我那时就是毫无未来的人。我写的那些毫无意义的情诗注定成为笑柄，成为同事打击我的“佐料”。我死了心，爱情与我似乎遥不可及。

结婚后，我第一次租房是深圳南山区的大冲，典型的城中村，亲嘴楼。老婆是家乡人，我和老婆是媒妁之言的结果，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老婆跟随着我到来了深圳。我终于不再住集体宿舍，我租了个属于我们 “小窝”，每月三百八十元的房租。单间虽然简陋了些，小夫妻总算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一些，我参加了全国自学考试，我一心想逃离保安的职业。我至今还记得休息日的早晨爬上出租房楼顶背诵《离骚》的情景，也依稀记得考试归来的那个大雨滂沱的午后，没有方向感的我迷路的惊恐多么像个真切的寓言。

住在大冲的都是外来的工薪阶层。那里的房子建得密密麻麻。这些老式的楼盘虽带着阳台，但阳台已失去了功能，房子的间距挨挨挤挤，把阳光遮得理直气壮。被隔成许多单间的出租屋冬天阴暗潮湿，夏天酷热沉闷，蚊虫成灾。那时的大冲像城市新衣服上一片残破的补丁，显得扎眼和不协调。这里是“三无”人员的聚集地，天南地北，鱼龙混杂的结果使得恶习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随地吐痰乱丢东西的现象司空见惯。走进大冲村的内部，小道弯曲而窄小。地面上污水成片，垃圾成堆，臭气烘烘的。墙上赫然写着：在此处倒垃圾者，断子绝孙。墙上还贴有各种广告：办证的，户口担保的，餐厅转让的，招工的，不伦不类地乱贴一气。这时候你可能会本能地往上看，看吧，绝对不失为一道风景：电线乱扯乱拉，晾晒的衣服满天挂，歪歪斜斜，七上八下。这里面有女人的胸衣、内裤，遮住了仅有的一线天空。所以大冲的脏乱不仅仅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

大冲很嘈杂。可以说是噪声逼耳，对于一个喜欢清静的人来说，刚住这儿总是不适应的，甚至要诅咒，要骂娘。我觉得在大冲生活的小孩是个不幸，噪声一定不利于成长。半大的孩子还不怎么闹人，最让人烦躁不安的是婴儿，整天整夜地哭，哭得让人没有脾气。未婚同居者在大冲占了绝大多数，那些年轻的同居者吵架是常有的事，有噼里啪啦摔东西的，有大吵大闹的。还有哗哗啦啦的麻将声也会闹上一阵子。炒菜声，冲汤声，酒令声，涮锅声，都听得真真切切，不绝于耳。我累了一天了，洗个澡好好睡上一觉，这时耳畔又响起隔壁男女交欢夸张又克制的喘息声，那个声音让人脸红耳热。没办法，这是人家的权利，都不容易呢。

大冲贼多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有一个朋友是保安队长，住在一楼，门经常被撬，一月之内电视机丢了三台。你保安队长又能怎么着。最后只得换房子。小偷看中的是大冲的地理优势，胡同的幽深，弯弯曲曲且息息相通，随便一蹓，便没了踪影。大冲贼多“发廊”也多，这些“发廊”大都在隐蔽的小巷深处，门口往往酒绿灯红，都打着美容美发按摩松骨的幌子，而店内是没有一切设施的，只有花枝招展的女人。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个个青春靓丽，娇艳新潮。只是一脸空虚茫然的表情与她们活泼的打扮相差甚远。我每次路过都会刻意朝里窥视，跟在后面的老婆抱怨道，看你个头，赶紧走。我回头嘿嘿一笑朝老婆做个鬼脸，气得老婆追着我打。

后来，大冲拆迁了。我在大冲居住期间，顺利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我完成了自学考试的所有课程，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喜极而泣，进了馆子，点了四个菜，要了一瓶啤酒，我跟自己喝上了，我要为自己庆祝。可以说大冲记录了我的成长。现在的我外出办事还时常路过大冲，已经完全寻找不出原来的痕迹，华润地产开发的一栋栋高级商住楼居无虚席地矗立在那里，楼盘规划有序，环境优雅，商业配套齐全。只是那些为生计奔波劳碌的普通打工者早已无缘大冲，我们只好去更偏远的地带租房。

我在大冲住了三年。老婆怀孕了，回家待产。我住进了公司的集体宿舍。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爱上跑步的。周末的早上，我一般六点多钟就起床了。我那时常去跑步的地方是刚建好不久的大沙河公园，场地非常大，环境也足够好。

那个夏天，我初为人父，延续晨跑的习惯，生活开始充满规律。我在那个草木丰茂的大沙河公园里跑步，一圈又一圈，直到太阳从东边的山头照过来，我的脚步已经跑出了五千米。我终于停下脚步，走进公园的卫生间，用凉水痛快淋漓地洗把脸，慢慢往回走。我碰到一群跑步的可爱少女，我和她们打着招呼，我说，怎么这么迟，加油！她们回应我，说时间还早，让我再跑，哪怕降低速度与她们保持同行也好。我不干，我说这夏天的太阳有点大，刺眼睛，我要回去看书，还想写点东西。那群跑步少女叽叽喳喳在我眼前消失。阵阵凉风袭来，浑身惬意，这让我觉得自己还不算老，还有激情澎湃的冲动。

老婆又回到深圳。我们在西丽文光村租了一个单间，房租七百元，不包含水电费。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生活过得颇有规律。周末偶尔去爬爬塘朗山，抑或去大小梅沙游泳。只是每次在公共场合，见到那些在父母怀抱中的可爱的婴儿，我的心情要多复杂就多复杂。在外打工，自己幼小的孩子却不能带在身边，我甚至看到了妻子眼角隐隐的泪光。2008年的一场暴风雪，我们春节没有回家。当然更重要的是春节回家要付出一笔很大的开销。

大年初三天气晴朗，我们决定到外面走走，我和妻子沿着留仙大道一直往西走了起来。我们走到了留仙洞的小街上。偶尔一两声鞭炮“砰砰”地响着，让人不敢忘记这是过年。我看见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跌跌撞撞地追赶前方向她招手的爸爸，小女孩大约刚刚学会走路，走得很不稳当，怎么也追赶不上，最后小女孩快急哭了，她爸爸才停下来张开双臂迎接扑向怀里的女儿。我们看到这一幕，真是感动、感慨、感怀无限，我们自己的孩子呢，此刻是否变了模样？吃完甘蔗，我看出老婆情绪的低落，老婆想念孩子了。我说走吧，老婆不走，说累了。最后说除非我背着她她才走，我说好，来吧，说着便做出要背人的架势，老婆却不让我背了。老婆也是第一次在异乡过年，能撒撒娇的人也许就只有我了。爱撒娇的老婆也是蛮可爱的。

因老婆工作变化，我们又一次搬家。这次从南山西丽搬迁至宝安松岗的潭头社区。我们住进了一座临厂独栋的农民房，也是一个单间，房租850元。我在市区上班，回来一趟至少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于是我只好又一次住进了公司位于南山区学府路的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乘坐331或M242路公交车回来。周末休息的时候，我们喜欢早早起床到潭头市场买菜。吃了一周的食堂，绝不能辜负这美好的周末。老婆的厨艺一般，有时咸淡的把握也不甚精准，不能指望她来做饭。我索性由自己担任家庭“大厨”，当过兵的我对做饭颇有几分讲究。再说我也是乐意做饭的，我觉得做饭世俗而温馨。

我们租住的那个单间实在是太小了，放个一米五的大床，就占据了二分之一的空间。在这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还放着我花三百多元淘来的一个合成板材的书柜，八百册图书是我这些年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也是我的心灵寄托。那个筒子单间还有个逼仄朝西的小阳台，夏天西晒，炎热无比。即便如此，老婆还是养了一盆多肉，竟然长势很好。我每次回来看到那盆多肉都觉得是一种罪过，这么狭小的空间也着实是委屈了它。因独栋的农民房建在一个工业区内，旁边又是电子厂和一个电动车厂，机器的轰鸣声似乎从未间断，空气中总是充斥这隐隐的焊锡的味道，这种味道甚至波及水质，虽然这两种事物风牛马不相及，我知道那一定是心理的作用。我们就在这个小家离别欢聚，无休止地拌嘴。

我一般是周五回来，周一的早上五点半赶去松岗潭头市场坐公交。出租房到站台至少有一千五百米，需要过马路，过隧道，过天桥。如果下大雨，隧道的滚滚浊水足以淹没人的大腿，那就只能走更远的路从别处穿过。乘坐公交车如果堵车，一路颠簸到公司至少两个半小时。

我们在松岗的潭头一住就是四年。这四年里，老家的孩子也渐渐长大。我们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孩子跟我们格外生分。我常跟老婆说我同事的故事，同事的孩子也是留守儿童，有一年同事回家，已经会说话的孩子完全不认识他了，竟然叫他“叔叔”，一声“叔叔”把同事的眼圈给叫红了。我知道这个故事对老婆多少有些安慰，那意思是：明摆着，留守的孩子绝不止咱一家。那年春节，老婆没能及时返回深圳，而是在家数月，只为陪孩子。老婆与孩子渐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临行时，孩子哭得撕心裂肺，舍不得妈妈，妈妈也是一步三回首哭着离开的。来到深圳后，泪眼模糊的老婆向我转述了她与孩子分别的场景。

孩子越来越大了，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我们在宝安西乡流塘新村租了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终于把两个孩子接到了身边。我未入深户，小孩只好先上私立学校。好在还可以享受深圳市的“两免一补”的政策，学费全免。还记得孩子刚来时，女儿常常哭闹说：这里不是家，她想回农村的家。她想爷爷奶奶，还想家里的黄狗，说得老婆叹息连连。我知道主要是居住环境太小，太拥挤，跟广阔的乡村没法比。这里没有多少玩伴，加上城市特有的冷漠，让孩子们过早地体会到孤独的含义。

好在女儿和儿子的年龄相差两岁，我们在狭小的家里玩拼图，玩积木，画画，做作业或者打闹，也算不上孤单。出租房离学校有三四公里，为了省钱，两个孩子都没有坐校车，我给孩子们办了两张学生公交卡。起初，每天老婆接送。过了一段时间，老婆只接不送了。记得有一次，接孩子时，老婆带着他们坐公交车，人比较多，两个孩子没有坐在一起，爱玩手机的老婆下车时只带走女儿，把七岁的儿子遗忘在公交车上了。等老婆反应过来，公交车已经走远了。儿子坐过了两个公交站，下车后，寻不见妈妈，急得大哭起来。一个好心的阿姨过来询问，她拉着儿子，抚摸着他的头，让他别害怕。儿子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好心的阿姨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中，那个阿姨毫不留情地数落了我一通，强烈谴责我们太粗心大意了。老婆赶过去把儿子接回来。儿子见了妈妈，又一次哭了：“妈妈，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我以后再也不调皮了，我听话还不行吗。”

流塘新村的邻居蔡师傅是一家驾校的教练员，他是梅州客家人，有私家车。他的小女儿也在那所私立学校读书，由蔡师傅每天开车接送。那天，蔡师傅对下班回来的我说：反正我们家的车也比较大，以后就让你家孩子坐我们的车吧，看你们阴天下雨的乘坐公交真不方便。这让我很感激，我说一定要给油钱的，蔡师傅无论如何也不收，说都是邻居哪有收钱的道理？也就是顺路的事。再说，另一个邻居老董的儿子董浩林小朋友也是坐蔡师傅的车。蔡师傅的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叫蔡戈玉，小姑娘皮肤白皙，脸庞清秀，长得很文静。上一年级的董浩林性格活泼外向，人来熟，是个小胖墩儿，很可爱。我的一双儿女跟蔡戈玉和董浩林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四个孩子一起上学放学，吵吵闹闹，孩子们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环境，我的心终于踏实了。周末他们几个孩子会在杂乱的城中村里玩捉迷藏，奔跑嬉闹，也彼此串过门。董浩林的妈妈在附近一家饼干厂工作，总是送些饼干给我家，说是给孩子们吃。我工作出差有时也带回一些当地的土特产，都不忘给蔡师傅和老董家各备一份儿，东西多少是其次，主要是礼节。我很庆幸我碰到的都是厚道的邻居，他们热情、善良，平凡而真实。我一直谋算什么时候请蔡师傅吃个饭，却迟迟没有行动，我总觉得还有时间。在我搬走后，蔡师傅还发微信询问我孩子们的情况，这让我感动不已，至今惭愧。

我们在流塘新村租住将近三年。搬走的那个雨夜，两个孩子情绪都不高。坐在搬家车里的女儿还流泪了，问她怎么啦，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哭着。随着搬家车的离去，她与那个深圳的“家”已渐行渐远。儿子说以后见不到蔡戈玉和董浩林了。我说你们不是都留了电话了吗，以后还可以去流塘新村找他们玩呀。我知道那是安慰的话，这一走，孩子们去流塘新村的几率几乎为零。再说，在城中村居住的家庭流动性是很大的。

我终于把家搬到了惠州大亚湾的宽敞新居。

孩子们在居所一公里处的公立小学读书。好在孩子们都不笨，虽是插班生，课程倒也跟得上。孩子们适应能力很强，很快融入了新环境，在小区里认识有很多同学，也交了不少好朋友。玩耍的场地也大了。新居家装的材料和风格全是我一手操办的，老婆甘当甩手掌柜，基本还是满意的。唯一不满的是我们家的灶台完全是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实在是太高了，常引起老婆的埋怨。

现在的我虽然每周才能回来一次，与以往相比，心情总是敞亮的。不说别的，单是家里住着自己的老婆和一双儿女，就足以让我幸福无边了。在这至少两个小时的路途中，我竟然学会了自得其乐。我乘坐公交车，多半坐在靠窗子的位置上，对面有大车也有小车。我与他们的眼神相聚时，我会突然来个五官错位，龇牙咧嘴，面目狰狞。这个即兴表演果真引来对方的强烈关注。对方心里会认为我是个神经病，变态狂，否则绝不会如此怪异不止。仅此一点就让我很受用。我才不管呢，反正都是匆匆过客，总不至于恼羞拦车当面对峙。

老婆在阳台上种下很多花草，有兰草，月季，文竹，绿萝，还有各种多肉植物等，她每日把这些花草打理得井井有条。花草长势茂盛，喜人，犹如我们家的“庄稼”。只是孩子们越来越大了，叛逆，有些不听话。老婆的絮叨也明显增多，跟孩子们吵来吵去。这些让我这个男人徒增不少烦恼。在旁人看来，我是那种典型的没有家庭地位的人，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如果有一天孩子们都出奇地乖巧懂事，老婆也破天荒没了唠叨，我反而不会习惯也说不定呢。

作者简介：

温海宇，80后，皖北人，长居深圳，现在某上市公司上班，业余看书、写文字，各报刊发表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