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之治”系列访谈录① 我们的社区，靠谁来“治”？

编者按

10月28日至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这次全会的主题，正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总体目标和战略部署。

时隔一月，11月23日，一场聚焦“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高端论坛将在成都举行。论坛探讨的核心，正是以社区为尺度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模式。

会前，红星新闻特别推出“大城之治”系列访谈录，通过专访三位国内顶尖专家，解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里程碑意义和社区治理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11年积下的59处违建，成都向龙社区只花了一天就全部拆完。

这背后，与十几个院落党员有关。他们逐一入户向居民宣讲政策，同时和居委会、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让过去“群龙无首”的居民自治，快速且有效地走上正轨。

“发展至今，社区治理的各要素已经生成，正因为参与主体多元化，所以才需要有统揽全局力量的存在。”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近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2016年，郑长忠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道，现代社会需要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一些改革都是“啃硬骨头”，这就要求党的领导必须更加坚强有力，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红星新闻记者采访郑长忠教授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次全会的主题，正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郑长忠认为，对中国之“治”而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社区而言，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居民、社会、市场力量等多元参与的局面，诸如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可复制的经验。

“现在要探索的是，在多元治理下统揽全局如何有效实现的方式。”郑长忠认为，哪个城市做到了，就为中国的社区治理做出了大贡献。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

社区治理发展越成熟

越需要一个统筹全局的力量发挥作用

红星新闻：您一直强调社区治理需要一个统揽全局的力量存在，为什么？

郑长忠：社区治理发展越成熟，治理主体越多元，越需要一个统筹全局的力量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从几个节点看到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人们也开始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城市社区由此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承接了从单位中转移出来的许多社会事务。在社区建立初期，党组织扮演着最初的社区建设组织者和各类事务承接者，简单来说，就是让社区有人办事，同时有组织地保障社区快速发展。

社区安顿下来后，你会发现社区的组成越来越多元，有不同群体和成员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有效推动了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内部关系也开始复杂了，矛盾开始出现，这时，党组织就开始扮演着关系协调者和矛盾解决者，使社区共同体能够得以建立。

而随着社区发展，社区建设不仅要协调社区内部问题，还要处理好社区与其他社区以及驻区单位的关系，这也需要通过党组织力量来协调和处理，于是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区域化党建工作，通过创新党组织形态，达到协调不同区域社区和单位之间的关系，推动区域共治。

也就是说，实际上从社区建立之初开始，社区建设客观上都需要一种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力量来发挥作用。这个力量，就是党组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社区建设层面的体现。

党建引领社区建设

不仅需要机制创新，还需要体制创新

红星新闻：到现在，社区建设是否还需要将这一逻辑进一步推进？需要怎样推进？

郑长忠：的确，社区建设确实需要进一步深化，深化工作依然还是需要遵循这一逻辑。

正如前面所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社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治理的格局，这时候社区发展和治理所需要的，就不仅仅只是社区和街道功能所及的，而是需要整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围绕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开始调整有关权力结构和组织框架，整合有关资源力量，以社区为基础，建构起整个社会建设的逻辑。

这就意味着，党建引领社区建设，需要从微观层面向更高层面发展，不仅需要机制创新，而且还需要体制创新。成都在这方面的探索，就比较有前瞻性，也标志着成都在社区建设方面已经进入到第四个阶段。

成立市委社治委

成都的创新成效相当明显

红星新闻：您认为成都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探索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郑长忠：成都非常有前瞻性地关注到社区建设中所涉及的权力关系调整的必要性，从现在来看，其创新成效相当明显。

成都在市委层面成立了专门机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作为领导和统筹社区发展和治理的关键部门。同时，成都还以社区发展治理为基础，构建了社会治理发展新格局的整体框架。

从成都的经验看，它首先构建了全市、区(市)县、街道(乡镇)、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的组织领导体系，明确承担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职能的具体机构，构建统一领导、上下联动、各负其责、协调有序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格局。

其实，这也可以被视作党领导社会建设的体制创新和方式变革，构建了一种以党组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推动社区发展治理的新体制。

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而设立市委社治委的经验，也是成都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探索。

打破“九龙治水”格局

成都社区党建走在了全国前列

红星新闻：党建在社区治理的统揽，是否应该有尺度？

郑长忠：无论国家还是社区，党的领导都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社区来看，现实情况更加复杂，因此，管理的尺度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更不可能像化学实验那样精准到几毫克。

这也意味着，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社区资源禀赋，甚至同一地方也会存在不同情况，党组织介入的程度也不会完全相同。比如，有的地方党群关系根基牢，发挥党员引领力量就能解决大部分事情；而有的地方社会企业发展得很成熟，大多社区问题其实就可以交给他们来做。

红星新闻：尽管每个社区都各有特色，成都社区党建特点在哪里？

郑长忠：成都的社区党建走在了全国前列，其中市委社治委的设置是成都颇有创新的特色。

过去我们发现，社区的治理都是自上而下，权限涉及到中央、省委、市委，而到社区、街道一级就很难有主动性。成都设立的这个机构，首先是在市委序列的，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能够打破“九龙治水”的格局，既能起到协调各方作用，还将权力下放至基层，让社区的党建能有效、快速地协调解决问题，提升了党委在社区的信誉度。这样就可以围绕社区建设的各方面进行全方位协调，解决了基层或者单一部门无法解决的难题。

另一方面，四川在经历地震后，围绕社会建设有一次巨大提升，它倒逼了所有资源都参与社会重建，其中也包括社会组织力量，这也是成都今天包容各方资源的一个转折点。因此，在社区建设中，这里的党组织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经验，在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党建引领的多元参与社区治理格局。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叶燕 上海报道 图据受访者

编辑 周霖